垃圾分類在中國應該以獎勵還是處罰的方式推廣?王晨撰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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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東一個寒冷的冬日早上，六十歲的勁松五區居民李敏提著一袋自己在家挑揀好的廚余垃圾走到300米外社區另一頭的“綠馨小屋”。在那里，工作人員對廚余垃圾稱重后，李敏的專門賬戶里計入了相應的積分。每兩天去投放一次廚余垃圾成了李敏這大半年來必做的一件事。這個習慣也帶來了實際的好處，她拿出一個寫著“首創智慧綠卡”的小磁卡說，“這個垃圾分類不白做，我已經積了有四五百分了，手紙、洗衣粉，還有抱枕，換了好多東西。”
“綠馨小屋”是勁松街道與北京首創智慧環衛發展有限公司、中環創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合作在勁松五區設立了一年多的廚余垃圾投放點，通過積分獎勵的方式激勵居民對垃圾進行干濕分離。居民可用積分在“綠馨小屋”和工作人員換取生活用品。
2017年發改委、住建部發布《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制度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后，中國城市再次開始大力推行垃圾分類。“垃圾分類工作就是新時尚”，2018年11月初習近平主席在上海虹口區考察時的一句話，讓垃圾分類重新成為中國城市管理的熱點議題。
但新一輪的垃圾分類熱潮以“獎勵”帶動分類的思路也面臨來自現實的考驗和有效性的質疑。
勁松五區角落里的綠馨小屋，旁邊還有收運社區內其他廚余垃圾箱垃圾的收運車用以收集沒有投放至綠馨小屋的廚余垃圾。攝影：王晨
垃圾分類持久戰
中國最早提出垃圾分類概念要追溯到1957年7月12日在《北京日報》刊登的《垃圾要分類收集》一文，在當年物質極端匱乏的狀態下，垃圾分類概念還留存在“勤儉節約”層面。而垃圾分類相關政策制定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1996年北京開始有了多個垃圾分類試點小區;2000年，原建設部將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8各城市確定為首批“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
早期的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嘗試，很多都由于忽視培養居民分類習慣養成和后續收集處理不善而不了了之。以北京為例，試點工作開始后的十余年里，已經有3795個小區開展了試點工作，幾乎占到北京小區的一半。但由于居民分類投放參與度低、過度依靠二次分揀，試點的垃圾分類整體效果不佳。盡管嘗試一直在進行，和廢物循環利用率超過50%的德國、日本等國相比，中國生活垃圾分類一直停滯不前。
2015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的《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狀況評估》指出，垃圾分類試點多年后，試點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清運量沒有顯著下降，北京的紙類回收率僅25%，進一步回收空間巨大。
2017年的《方案》中為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制定的目標也只有35%。
公益組織北京零廢棄聯盟的發起人陳立雯與她的團隊多年來致力解決城鄉垃圾分類減量問題。陳立雯告訴中外對話，占到垃圾總量30%的可回收物會被市場驅動的廢品回收業吸收，此外的廚余與其他垃圾的流向路徑基本上是“混投混收混運”，一路到終端的填埋場、堆肥廠或焚燒廠。
混合垃圾的不當處理帶來的后果觸目驚心。中央電視臺的系列節目《三問垃圾分類》就向觀眾展示了這樣的景象：120米深的杭州青龍塢山谷10年內就被填滿，每天產生近4000噸垃圾污水和滲濾液;北京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里垃圾每天多到燒不過來……
獎品換分類?
《方案》發布后，中國又燃起了一股垃圾分類試點的熱情。據環境數據機構“環境司南”統計，截至2018年9月30日，全國已經有104個地級城市和342個區縣進行第三方運營的垃圾分類項目，遠超方案中提出的46個試點城市范圍。
而《方案》中明確將“積分獎勵”作為機制創新進行鼓勵，也使得“以獎促分”的分類項目遍地開花，盡管目前沒有關于獎勵型垃圾分類項目的確切數據。
從2017年開始，李敏所在的勁松五區開始實行智慧垃圾分類。據北京晚報報道，小區中1167戶居民中的73%參與到了智慧垃圾分類中。一公斤的廚余垃圾積2分，1公斤可回收垃圾積10分。積累30分以上可以兌換類似于衛生紙和洗衣粉的生活用品。
除了廚余垃圾，勁松五區的其他垃圾都會被混合投放至這些垃圾桶，上面的積分磁卡感應區已經不能使用。攝影：王晨
獎勵垃圾規范傾倒，尤其是廚余垃圾定點傾倒，使小區干凈了不少。四十五歲的廢品回收業者鄭紅梅在勁松五區周邊收廢品四五年了，她對中外對話說，“這個小區是這附近最干凈的小區”。
相比于對公共系統投入和執行成本要求更高的監督處罰的方式，獎勵手段靠“甜頭”吸引公眾參與，也便于統計，成效看得見，因此受到城市歡迎。
除了北京，浙江湖州的吳興區在一些小區進行“藍綠積分”試點，投放廚余垃圾為綠積分，可兌換雞蛋蔬菜或家政服務，可回收物積藍積分，用以兌換生活用品。杭州一些小區中出現了“(垃圾)桶長制”，被委任為“桶長”的居民督導其他居民正確投放，并且依據投放情況對居民打分，分數能換取生活用品。
但獎勵積分政策本身的持續性受到業內人士的懷疑。
罰與獎誰更優
獎勵手段能否有助居民垃圾分類習慣培養和責任感建立，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環境政策管理的宋國君教授對此并不樂觀。“分類必須是集體行動，這樣才能有規模效益，而獎勵是號召性的，必然達不到集體行動全面覆蓋的要求，” 宋國君說。
陳立雯也認為獎勵措施和“誰產生誰負責”的原則相悖。“商業方式鼓勵垃圾分類，本身就存在鼓勵產生更多垃圾的可能，”陳立雯說，“這本身也和垃圾減量的理念背道而馳。”
中國長期依靠鼓勵宣傳手段推進垃圾分類。由于不分類的情況太普遍，分類制度太過粗放，處罰難度大，怎么才算分類合格，不合格的怎么罰，罰多少，執法部門也一頭霧水。
以處罰和監督的方式推行垃圾分類也在進行。2018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提出“誰產生誰付費，多產生多付費”的原則，并且規定“個人未按規定將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的，將處二百元以下的罰款。”這是“個人”首次作為垃圾分類責任主體出現在地方性規章中。在深圳，政府為生活垃圾分類推進制定了詳細的進程，計劃在小區內撤掉垃圾桶并設置一個垃圾投放站點集中分類投放，還要在投放點安裝攝像頭，監督投放，違規罰款。
但正如一位廣州市民在《南方都市報》上撰文指出的：“罰款有沒有效果，要考慮執法有沒有足夠人力，執法標準能否統一。這些后續工作，比立法本身難度更高。”
此外，后端清運過程中的混收也是中國垃圾分類急需解決的問題。社區生活垃圾分類試點的清運系統如果跟不上垃圾分類的創新，還是會出現“前端分好類，清運又混合”的尷尬局面。
中國的生活垃圾清運量每年還在快速地增長著。生態環境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214個大、中城市產生18850.5萬噸城市生活垃圾。城市垃圾清運量在30多年間增加了5.8倍，
“現有的收運系統機制與分類方法，遠不能夠達到承載如此大量并且一直在增長的垃圾量，但越是嚴峻越要盡快行動，”陳立雯說，“小修小補不能帶來本質改變”。
沒有強制性的垃圾分類在北京勁松五區也正在面臨挑戰。因為居民嫌廚余垃圾的異味過重，小區里的廚余回收點由三個減少到一個。李敏說，“回收點在社區一頭的角落里，只有每天下午兩點到五點收廚余垃圾，別的時間不開放，去的人越來越少。” 她覺得很多垃圾分類推廣項目要求使用手機客戶端，對老年人也并不友好。
負責稱重廚余垃圾的工作人員趙茗表示：“居民們眾口難調，有的嫌棄有味道要求撤掉，但是撤掉了居民又嫌僅剩的這一個離家太遠。而且廚余里面也經常會有塑料紙巾等其他垃圾需要再分揀。“
(文中部分被采訪人為化名)
來源：中外對話訂閱號 作者：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