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日報評論員 楊于澤
自8月21日濟南開往北京的高鐵“霸座男”事件以來，社會輿論對于霸座話題的關注熱度持續至今。近日有人將高鐵霸座者的照片組合成一張所謂“霸座全家福”，其中有“霸座男”“霸座女”“霸座嬸”“霸座叔”“霸座大爺”，甚至還有“霸座老外”。有人說，“霸座”似乎成了一種傳染病，有關方面是不是拿它沒轍了?
實際上事情還在起變化，在最近的幾起高鐵霸座事件中，有群眾由旁觀者變成“干預者”，有的說理要求霸座者讓座，有的直接出手將霸座者從座位上拽起。不管是輿論上的持續討論，還是圍觀群眾出手“干預”，它反映的都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即對少數人不遵守社會生活規則的焦慮。包括國人出國旅游時的一些不文明舉動，動輒引發國內媒體的關注與放大，背后其實是國人的同一種焦慮。
透過這種焦慮，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社會矛盾，即人們要求現代社會生活規則化、秩序化，而一部分人的觀念、道德意識與行為習慣還跟不上急劇變遷中的社會生活的要求。今日中國城市的人口密度越來越高，人口流動不僅越來越頻密，而且越來越依賴地鐵、高鐵等交通工具。公共空間越來越擁擠，社會生活越來越需要秩序與規則。但現在確有一些人不講規則，凡事隨心所欲而逾矩，導致社會生活的某些失序失范。
事實上，中國正在經歷一個社會轉型期，傳統與現代交融，落后與先進并存。按照費孝通先生的經典分析，中國傳統上是一個“鄉土社會”，秩序強調的其實是長幼尊卑，而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調適。在若干霸座事件中，霸座者正是以自己年紀大為由要求年輕人讓座。在更多的社會生活場景中，一些人對公共秩序和他人權益是不夠上心的，有時候還相當不以為然。
社會生活的規則化、秩序化本質上是法治化，以尊重每個人的權利為本質特征。這不是說現代社會生活就不講風格、風尚，給需要讓座的乘客讓個座，給需要幫助的人助一臂之力，人際交流交往多一些彬彬有禮、少一些霸道蠻橫，這恐怕永遠都是社會生活中需要提倡和鼓勵的風尚。但讓座是別人的風格風尚，而不是任何人霸占他人座位的借口。霸占他人座位，反過來強求別人發揚風格，豈不是一個悖論?
公共生活充滿道德倫理之問，也離不開是非判斷。講道德也得明是非，模糊了是非，對風格風尚的訴求也會落空。張三買了一個靠窗的高鐵座位，而霸座者喜歡上了張三那個靠窗的位置，但那個座位是張三的，我們可以說這是鐵路運輸企業與張三定立的契約，其實也是一種常情常理。明是非，就是懂得尊重別人的權利，明白自己的舉止是對還是錯，就是認同社會規則的重要性及其對于所有人的價值。霸座并為之詭辯、耍賴，是既不講風尚，也沒有道理，更沒有是非。
法律法規為社會秩序和規則提供保障，使我們不致墮入“叢林社會”。但法律法規不可能為社會的每一個場景、人們的每一舉動都度身定制條文，所謂法治社會、規則社會，也并不表示法律法規規章沒有明文規定的地方，就可以胡亂行事。讓公共生活變得井然有序的，除了法律，還有社會風尚、道德觀念、是非觀念等等，有些未必行于明文，但都在我們的生活世界和內心世界發揮作用，照看著言行舉止，維系著公序良俗，調適著社會關系，增進著公共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