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財經新聞訊 浙江溫州20歲女孩遇害事件，再一次將滴滴推向了輿論焦點。
26日，滴滴針對該事件發布了《關于樂清順風車事件的自查進展》，主要有三點內容：一是決定從27日零時起在全國范圍內下線順風車業務;二是繼續整改升級客服體系;三是免去順風車事業部總經理黃潔莉和客服副總裁黃金紅的職務。
回想3個月前的鄭州空姐遇害以后，滴滴的應對之策如下：5月11日，滴滴對全國順風車業務停業整改一周;5月31日，滴滴公布整改方案;6月13日，滴滴宣布從6月15日起恢復夜間訂單;6月22日，滴滴小范圍上線測試護航模式。此后，再無實質性措施。
順風車司機頻頻作案，作為負有管理職責的平臺方滴滴來說，在司機資質審核方面暴露出諸多漏洞，卻又屢次整改屢次重犯舊錯。這種整改不力的背后，正體現出壟斷扼殺競爭的弊端。
經濟學家認為，競爭者缺失往往使得壟斷企業丟掉內部糾錯動力。要堵住滴滴的安全漏洞，除了監管、技術等發力以外，加強反壟斷或許更能以競爭激活企業的內在驅動力，建立內部糾錯機制。唯有如此才能與外部的監管力量形成合力，達到更好的效果。
滴滴壟斷地位的獲得，既不是因為做出了技術突破而享有專利保護進而獲得壟斷地位，也不是因為做出了什么創意十足的產品從而在市場競爭中秒殺所有對手，實際上它不過是在共享經濟中找到了一個切口，在法律監管的邊緣地帶開疆拓土，并輔以資本的狂轟濫炸，這才形成了如今一家獨大的格局。
對于壟斷行為的研究結果表明，壟斷的危害主要有三點：一是壟斷企業對產量和價格進行操控，從而造成資源配置的無效率;二是在位壟斷者為保證其壟斷地位而向監管者賄賂，產生毫無價值的尋租損失;三是在位壟斷者為防止其壟斷地位被挑戰而對新企業進行壓制，沒有了“攪局者”，市場上的創新動力便會不足。
而一旦涉及乘客的生命安全，這就不僅僅是資源配置無效率的問題了。
當年福特在比較是否要給汽車安裝安全裝置時，發現不安裝安全裝置可能導致的事故及其需要賠償的數額遠遠小于安裝安全裝置的費用，于是選擇了沉默。后來這也成為壟斷帶來惡果的典型案例。當然，福特最終也被判罰35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
日光之下并無新事。對于滴滴來說，如果要花大力氣對司機資質進行排查、建立乘客求救安全系統，付出的成本毫無疑問將會很高;而假如默認司機魚龍混雜的現實，再用公關手段和事后賠償來處理傷害事件，則會是一個更經濟、更合算的方法。權衡之下，滴滴會作出怎樣的選擇?在絕大多數壟斷企業奉行“理性經濟人”思維的情況下，答案或許不言自明。
問題在于，在當前我國監管還不夠完善的條件下，仍缺乏對這種“理性經濟人”糾偏的制度。如果沒有讓企業感到肉疼的懲罰性賠償，類似順風車乘客遇害的事件未來仍很難避免。
在互聯網浪潮下，一些頭部公司在資本的推動下大肆擴張，嚴重破壞了正常的行業秩序，而監管卻未能跟上市場的步伐，未能對全新的問題作出妥善的處理。但最根本原因還是在于，競爭者的缺失，不足以給壟斷企業自我糾錯的動力。
每次一出問題，滴滴在道歉聲明中都會說要加強自查，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只要這些事件不足以影響到滴滴繼續生存、擴張，它就很難拿出實質性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在互聯網時代，平臺型企業的市場集中度往往遠高于傳統企業。2017年度，滴滴平臺的活躍用戶數占據了所有網約車平臺活躍用戶數的63%，網約車平臺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更是高達4200，遠遠超過了市場高度集中的標準——2500。
在“網絡外部性”這條天然護城河的保護下，平臺型壟斷企業很容易保持其壟斷地位，外部挑戰的式微則給了它們傲慢的膽量。
如果市場沒法對它們進行有效約束，或許只能寄希望于外部監管了。在確實有必要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將滴滴拆分，比如按專車、快車、順風車等業務門類進行拆分，或者鼓勵培育競爭對手。而反壟斷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并且讓企業的活動真正能夠造福于整個社會。
從反壟斷的實踐來看，競爭者的出現對服務、安全的改善、優化，在很多時候遠比法律規制等更有效率。竊以為，反思類似滴滴事件，除了行政規制等監管強化以外，或許用反壟斷措施一同發力，更有助于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