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報訊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胡瓊瑤
耕者有其田。農民與土地休戚相關。
40年前，為了溫飽，安徽小崗村農民摁下“包產到戶”契約的紅手印，拉開我國農村改革大幕；如今，為了增收，湖北在全國率先立法探索農村土地“三權分置”，開啟現代農業的新征程。
從家庭聯產承包到“三權分置”，農村改革大潮奔騰不息。我省在先行先試中，鐫刻下眾多值得書寫的探索印記，為全國農村改革作出重要貢獻。
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回望40年不平凡的改革歷程，從中汲取啟迪和力量，匯聚起全省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的強大合力。
破局開路鑿堅冰，一聲春雷拉開農村改革大幕
5月的田野生機盎然，監利縣黃歇口鎮種糧大戶畢利霞流轉土地2600畝，種植優質有機稻，預計年產糧食1500噸。
40歲的畢利霞也許未曾想到，在她出生的那年，一場史無前例的改革在農村悄然萌動。
那是一段艱辛彷徨的歲月。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業生產實行工分制，勞動與收益不成正比。僵化的體制枷鎖，嚴重挫傷農民積極性，農村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農民辛辛苦苦干一年，連溫飽都難以解決。
窮思變，變則通。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戶聚集一起，在一份實行“包產到戶”的合同上摁下手印。這一冒險嘗試開創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先河，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聲春雷。
尊重農民首創精神，不斷探索前進的方向。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一項重大農村改革舉措在全國推行。
農村改革風起云涌，湖北也不乏杰出的改革先鋒。1980年春耕，隨縣大堰坡鄉（現隨州市曾都區淅河鎮）挑水村農民方青善和大隊簽訂3年合同，每年按合同交糧食、記工分，超產歸己，成為我省家庭聯產承包首例。
與方青善一起“成名”的，還有楊小運。1981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應城縣楊河公社大堰生產隊隊長楊小運向國家超售萬斤糧，并請求政府獎勵一輛上海永久牌自行車。在楊小運的帶動下，全縣1232戶農民向國家交售萬斤糧，應城縣政府召開表彰大會，給超賣糧的農戶給予獎勵。由此，楊小運一舉成為轟動全國的新聞人物。
1983年春，全省全部實行了“大包干”，確立了家庭承包經營和集體統一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包干到戶’調整了生產關系，改變了原有的分配方式，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省農村經營管理局局長張清林一直從事土地制度改革工作，他是那段歷史的見證者。
改革激發活力，農村經濟迎來全面繁榮。1984年底，全省99%以上的生產隊都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均糧食擁有量達800斤，基本解決吃飯的問題，糧食、油料、麻類、煙葉產量不斷刷新歷史紀錄，其中，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產量躍居全國前列。
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基本制度框架之下，農村改革不斷深化，領域不斷拓展——破除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農村商品經濟空前活躍；取消農業稅，實行多項惠農補貼，農村開始步入“零稅賦”時代。
披荊斬棘蹚深水，荊楚鄉村上演“權”變革
從農村改革到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工業化城鎮化席卷大地，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農戶“家家有地”的局面在延續，但“戶戶種田”的格局已悄然改變。
一位名叫侯安杰的大冶農民，趁機“撿”了周邊村民230畝荒地種植蔬菜，賺得了“第一桶金”。10年間，侯安杰陸續流轉土地近2萬畝，成為全國種糧面積最大的農戶。
規模日益擴大，侯安杰最擔心的事發生了：土地剛剛平整、水利灌溉設施配備完善，便陸續有返鄉農民要求他歸還田地。
不止是侯安杰，一大批想規模經營的農戶也面臨著同樣的處境。
一邊是大量農田荒蕪無人耕種，一邊是想發展規模農業的經營主體“望田興嘆”，“三權分置”理念在這種隱痛中“出生”。
2007年，武漢市探索將土地經營權從承包權中剝離出來，并成立武漢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為農村土地流轉交易出具鑒定證書，保障流轉雙方權益。2013年7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武漢農交所時，稱贊其為“有益探索”。
2012年，省人大常委會出臺《湖北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條例》，在全國率先以地方法規形式明確提出“明晰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的“三權分置”理念。
政策閘門一旦開啟，奔騰之水勢不可擋。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涌現，全省農村承包地流轉面積近2000萬畝。
如果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的是數以億計人口吃飯問題；那么，“三權分置”則是優化現代農業資源配置。
改革關鍵要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而土地確權是其中重要一環。歷時3年，全省1020萬農戶，每戶都有一個“紅本本”，這是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它被賦予了抵押、流轉、擔保等權益，成為農民最基本、最直接、最可靠的財產權利。
確權，賦權，最終是為了活權。
武漢市武周水產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劉愛華用1000多畝荒灘承包經營權證，順利申請到1000萬元銀行貼息抵押貸款，發展壯大水產養殖基地，一舉成為當地家喻戶曉的養殖大戶。“三權分置”的制度設計，讓農村土地的經營權成為有效抵押物，帶來的變革不言而喻。
敢闖敢試的激情不斷迸發，“三權分置”有效實現形式不斷創新，我省先后探索出抵押、互換、出租、入股、拍賣、托管等模式，極大釋放了改革的偉力。享譽全國的“沙洋模式”，通過農民自愿互換經營權，創造性地破解承包土地細碎化問題，連續兩年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
改革的步伐沒有停歇。黨的十九大報告再傳利好：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這一“定心丸”，穩定了農民在自己土地上深耕的心，穩定了農民安心外出務工的心。“放手再干三十年”的信心和決心在廣袤田野激蕩。
牢記囑托再出發，用改革法寶助推鄉村振興
2018年的春天，一場與土地有關的改革，再次成為熱點——繼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重大改革后，宅基地“三權分置”將以點及面逐步推開, 閑置的農房有望成為要素商品，進入市場流通。一時間，“到農村去養老”的呼聲刷爆朋友圈。
百米索橋飛架，潺潺河水涌流。宜城市流水鎮鶯河村15戶村民退出多余的宅基地，為美麗鄉村建設提供了充足的土地，遠離城市喧囂的游客，漫步鄉間小路，城與鄉的距離不再遙遠。
3年前，宜城被列為全國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15個試點之一，從確權登記頒證，到推行有償使用、自愿退出、抵押貸款等改革，宜城層層突破，“摸著石頭過河”。《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暫行辦法》的出臺，標志著宜城開了全國先河，將農村宅基地由“死資產”變成“活資本”。
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大量農民離開農村, 土地、山林、水面、房屋等資源被閑置。深化農村改革，就是要喚醒“沉睡”資源，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讓農民共享改革紅利。
2016年10月26日，一場別樣的會議在京山縣城畈村舉行，1815名村民現場分享460萬元村集體股份紅利。這是我省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以來，第一個實現當年掛牌當年分紅的股份合作社。
資源變資產，農民變“股民”，“京山模式”激活農村生產要素潛能，為全省乃至全國農村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和農民增收開辟了新路。
農村社會每一次破繭成蝶，靠的都是創新。回首來路，不論是“大包干”，還是“三權分置”，每一次創新都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都是農民主體地位充分體現、積極性有效發揮的實踐例證。
今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湖北時提出，激發農民內在活力，教育引導廣大農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實現鄉村振興。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農村改革的又一次升華，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今年是農村改革四十周年，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局之年。站在新的歷史節點，湖北將牢記殷殷囑托，重溫改革精神，再釋改革決心，繼續向農村改革深水區“闖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