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解放軍總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周飛虎在北京的家中看到一條新聞——我國維和戰士在西非國家馬里遭遇炸彈襲擊，造成重大傷亡。周飛虎頓時有種預感：“我可能又要出發了。要是我去的話，連疫苗都不用打了，去年抗擊埃博拉時打過好幾種，都還在有效期內呢！”
果然，命令很快下達，作為軍隊的重癥醫學專家，周飛虎擔任醫療組長，與醫療組其他3名成員馬上乘專機趕赴馬里，任務是：把我們受傷的戰士平安帶回家。
到了馬里，才發他現任務遠比想象中艱巨。4名受傷戰士中，兩名是重傷，“爆炸導致了多發傷，你肉眼就能看到他身上炸骨折了，臉上炸爛了，手上炸裂了縫針了。但這些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比如，的呼吸系統受到損傷，即使你輸氧氣，氧飽和度也不高，存在爆震傷。”當地的治療條件極為簡陋——在聯合國救援體系中，共有四級醫院，一級是現場救治，二級醫院能進行基本的外科手術和清創，三級醫院才有ICU病房，四級醫院則是條件完備的大醫院。聯合國設在馬里維和營地的，只是一家二級醫院。傷員在二級醫院初步治療后，迅速被轉往位于塞內加爾的三級醫院。按照工作組統一部署，醫療組其他3位專家回國后，周飛虎獨自留在塞內加爾，繼續參與傷員的救治工作。
在20多天“獨自戰斗”的日子。周飛虎在塞內加爾的醫院里跑進跑出，忙前忙后。那里的ICU哪比得上國內大醫院，重病患者多的時候，寥寥幾臺呼吸機和監護儀根本不夠用。周飛虎急了，找到負責人，指著病床上的中國維和戰士說：“這是我們的hero（英雄）！監護儀我們需要持續用！”
“是的，是的，但這里都是hero。”
周飛虎無可奈何，“搶”不到監護儀的時候，他只能靠自己豐富的經驗和臨床的觀察來下診斷，與塞方醫生積極溝通治療方案。酷熱和傷情，又加大了感染的風險，他的精神高度緊張。一天天的，戰士們度過危險期了，從ICU病房轉到普通病房了，在普通病房穩定了……終于，周飛虎做了最重要的判斷：可以回國了。
回國的飛機是普通民航飛機，20多個小時的飛行，依然沒有供氧機，沒有監護儀，只有一個聽診器和他自己的眼睛。他一趟一趟往傷員身邊跑，聽診、觀察、幫助傷員運動，就怕出現突然的血栓和呼吸問題。當飛機在北京首都機場平穩落地的那一刻，周飛虎想哭，但哭不出來；想干點什么，但干不了。他找不到任何語言形容那種心情，只覺得自己這顆心啊，總算落地了。
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也讓周飛虎與4名維和戰士成了患難之交。如今，有的戰士還在進行后續的手術和治療，遇到問題時，周飛虎都會幫助他們。
周飛虎記得，初到馬里時，他想扛一把槍，“扛上，嚇唬嚇唬那些武裝分子也好！”但他隨后不扛了，“我是一個醫生，是來救死扶傷的。”在戰火中行醫的日子，讓周飛虎深深體會到一點：“人們總說，出去了才知道祖國好。真是如此。去過了戰亂中的非洲，才知道中國的和平是多么寶貴，我們每天都能坦然走在大街上，而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不能；也知道了中國的強大是多么寶貴，我們的祖國有能力把我們受傷的每一個普通戰士帶回家。”
周飛虎曾在美國匹茲堡大學重癥醫學中心學習了兩年多，那是美國排名第一的重癥醫學中心。“美國提倡以重癥醫學救治為主導大型醫院，把小的病放到中小醫院去。這樣，一旦有重病患者來了，一個重癥醫學小組就能做出快速反應。”而在中國，重癥醫學算是一個年輕的學科，解放軍總醫院的重癥醫學科2001年才成立，兩年后周飛虎進入科室。年輕的好處就是很容易趕上去。前不久，美國的醫生來北京開會，參觀解放軍總醫院的重癥醫學科，對周飛虎連聲驚嘆：“哇，你們有這么大這么好的醫院，幾千張床位啊！我們八九百張床位就算很大了。”“哇，你們ICU死亡率這么低啊！近3年都在3%—5%，太了不起了。”
這讓周飛虎很自豪：“中國的重癥醫學在世界都是先進的。”他帶“環視聽”記者參觀ICU病房，沿著環形的走廊，隔著玻璃，能看見病房里的全貌。每個病人來到ICU的原因、治療方案、恢復情況，周飛虎都說得清清楚楚。
我們忍不住問了個“殘忍”的問題：“那3%—5%的死亡來臨時，您哭過嗎？”
“哭過，一個人關在辦公室里流淚。其實，ICU里相當一部分病人，我們能預測到結果。有的人我們能拉回來；有的人，比如晚期腫瘤的病人，哪怕竭盡全力也拉不回來；而有的人，是經過了許多努力，白天黑夜都盯著，覺得有希望拉回來了，最終還是走了。這時候，心里太難受。”
說到這里，他調了一杯濃濃的咖啡。那味道升騰起來，就如同ICU的味道——本是生命的一段苦旅，最終大多能滲出甜來。（人民日報中央廚房·環視聽工作室 許陳靜 余馳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