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夕，中國平安董事長馬明哲宣布，2018年起，平安集團將在未來幾年投入100億元開展“三村建設工程”公益計劃，實施產業扶貧、健康扶貧、教育扶貧。
無獨有偶。也是在上個月，阿里巴巴宣布成立“脫貧基金”，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表示，未來5年將投入100億元到“鄉村振興計劃”，探索“互聯網+脫貧”的新模式。
好事接二連三。上上個月，京東CEO劉強東被聘為河北省阜平縣平石頭村“名譽村主任”。劉強東承諾，3年內幫助平石頭村的貧困戶脫貧，5年內讓全體村民年均收入翻十倍。
企業熱心公益扶貧，特別是“二馬”不約而同拿出100億元用于扶貧，這可不是小數目！如此大手筆真扶貧，值得點贊。
眼下，我國扶貧工作已進入攻城拔寨的攻堅階段，正在從“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變，從扶貧濟困式向開發式、產業式的扶貧轉移，從一次性扶貧向可持續的扶貧轉移，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的示范帶動作用至關重要。
從眾多企業參與扶貧的實踐來看，企業完全有能力成為政府扶貧的好幫手，成為精準扶貧的生力軍。
企業發揮專業優勢，扶貧能扶到點子上
“近年來，國家實施扶貧攻堅戰略，扶貧資金整體上較為充裕。除了財政投入，還有銀行低息、免息貸款。目前看，錢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把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瞄準貧困人口精準幫扶，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才是根本。”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認為，企業在技術、渠道、項目等方面具有天然優勢，不僅可以為農產品等搭建平臺，打開銷路，更可以為貧困地區引入合適的產業模式，吸納更多貧困人口到企業中就業。
阿里巴巴和京東的路子，是希望利用其電商網絡平臺，把好技術引到貧困地區，再把好的農產品賣出去，人們可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不用破壞環境。
馬明哲則表示，中國平安的“村官”計劃，是通過基層村干部識別扶貧項目，由平安銀行提供總額1000億元的免息貸款；“村醫”計劃，除了投入資金建設、升級1000家鄉村診所，還將通過集團的網絡醫療平臺“平安好醫生”，在全國中心城市招募、資助各專科優秀醫生、醫療專家，上山下鄉或通過遠程，為全國1萬名貧困偏遠地區的鄉村醫生，提供現場及遠程培訓；“村教”計劃中，平安除了為1000所貧困地區的鄉村小學提供圖書館和電教室等硬件設施，改善教學條件，還將打造專門的村教扶貧互聯網平臺，招募、資助全國中心城市優秀教師、教研專家，為全國1萬名貧困偏遠地區的鄉村教師，提供現場或遠程培訓。
近年來企業在扶貧方面各顯神通，涌現出不少好做法。
有扶基礎設施的。中國鐵建先后為河北、青海、山西、湖北等10多個省貧困地區修建各類簡易道路295公里，修復受損河堤2050米，新建和維修橋梁3座，累計投入資金338萬元，有效改善了當地人民交通出行條件。
有送保險保障的。中國人壽保險在河南推進“一村一室一員”建設，為河南全省扶貧干部和貧困人口開發制定了精準扶貧小額保險，同時建立起城鄉基本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和大病補充醫療保險制度的“三位一體”保障體系，為貧困人口筑起了抵御風險的多道防線。
有送金融服務的。交通銀行整合產品和服務資源，形成依托“股、債、貸”等一體化與一站式金融服務模式，結合貧困地區自身資源優勢和經濟發展特點，發展特色產業，提供全面的綜合金融服務。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交銀扶貧基金已在超過20個省市落地。
有送職業教育的。碧桂園集團10年來投入13億元，重點發展貧困地區職業教育，讓勞動者獲得免費培訓，掌握一技之長，實現脫貧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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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企業扶貧，不僅僅是出錢，而且是出主意、出資源，是扶貧扶到根子上，在精準上下功夫，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據國資委發布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已有106家央企結對幫扶遍及21個省(區、市)的246個貧困縣。一些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也開始積極投身扶貧事業，努力探索產業化、市場化的精準扶貧路徑。
對企業來說，參與扶貧不僅是飲水思源、回報社會，踐行社會責任的途徑，也能有效提升企業知名度和影響力，培育市場。
完善扶貧激勵政策，讓企業扶貧更可持續
企業積極扶貧值得褒揚。但專家指出，近年來企業參與扶貧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誤區。
比如，企業對某些“重點地區”蜂擁而至，在扶貧過程中，產生新的區域不平衡。記者采訪過某“知名”貧困縣。本意是報道一個保險扶貧典型。但深入基層后記者發現，該縣有了一定知名度后，除了財政補貼，各路信貸資金、各家大企業都接踵而至，種養殖業的扶貧資金充盈豐裕。甚至一些小老板都想辦法拿到農村戶口，到農村種棗樹、開酒廠，享受各種扶貧政策。
李實認為，政府要強化頂層設計，從更高層面、在更廣地域范圍內配置企業扶貧資源。“從市縣的角度，扶貧企業和資金當然是多多益善；企業也傾向于選擇‘基本面’尚可的貧困地區，容易出成果。這就需要政府管理部門以政策或規劃引導，鼓勵企業先到最困難的地方去。”
目前，大多數企業扶貧仍以資金投入為主，但對貧困地區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發展條件分析不夠，扶貧沒有做到“對癥下藥”。李實強調，企業扶貧首先要分析貧困成因，以及貧困地區人口結構。如果是老年貧困，要幫助建立養老基金；如果是教育貧困，要建立教育發展基金——現在農村希望小學的硬件條件獲得了極大改善，但教育質量上不去，需要扶貧企業想辦法引智，比如給支教人員更多補貼，或吸引城市師范畢業生到貧困地區任教等。
此外，參與扶貧的企業，也有一些難題待解。中國平安品牌總監盛瑞生坦言，1000億元的免息貸款，如果項目做得好，可以循環使用，幫助很多人；如果運作不好，有1%的不良率，那就是10個億，企業壓力相當大。貧困地區農戶相對而言缺乏信用記錄，在信用體系建設，項目風險識別方面，中國平安特別希望得到貧困地區政府部門的支持，協助開展資金安全管理。
此外，目前扶貧資金的稅收減免問題也為不少企業所關心。根據相關規定，只有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等組織用于公益救濟性的捐贈，才能免稅。但如果成立或參加這些基金，要繳納10%的管理費。一位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希望投向貧困地區的純公益性資金，也能獲得減免稅的優惠。“確實應該給企業扶貧項目一些稅優政策，來降低企業的扶貧資金成本，提高企業扶貧的積極性。”李實說。（人民日報中央廚房·麻辣財經工作室 曲哲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