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訪樂黛云先生那天，格外冷。
北大校園里行人稀少，及至她所居的朗潤園，更顯僻靜。唯有樹枝被大風刮得簌簌作響，將這座著名的小樓掩進樹影中。
樂黛云居住的朗潤園13號樓，當年曾是季羨林先生的家
古舊的樓前，一條簇新的磚紅色小道十分醒目，從一樓中間的窗下延伸出來。同行的商務印書館文史室主任陳潔女士告訴我，這就是樂先生家。
2017年初，樂黛云不小心摔了一跤，出入樓道多不便，她的學生們就專門修了這條便道。
門前的磚紅色小道
從便道進門，樂先生已經坐在沙發上等著我們，當即跟我們一一握手打招呼，神采奕奕，笑容明亮。若不是早有耳聞，根本看不出她曾受過傷。常來探望的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董曉萍說，前幾次拜訪時，樂老還有一點兒虛弱。幸而，如今看來康復得極好。
一落座，樂先生就拿出幾頁紙給我們看。這是一本尚未出版的書籍的目錄，首頁上印著：《建構人類精神文明共同體·樂黛云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想要出一套書，我的書是第一本，”她隨即開了一個豁達的玩笑：“恐怕是我這輩子的最后一本書了。”談及生死，毫不介懷。
貴州，那是她的故鄉。
我是頭一次來，難免好奇地四處打量。房間陳設素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沙發對面的一架古琴。早就聽說樂先生近來喜歡上了彈琴，看來不虛。琴上架著手抄的曲譜，是一段《梅花三弄》。琴后的柜子上，散放著湯一介先生的著作和照片。我不禁腦補出樂先生獨坐在這里彈琴的畫面，彈得累了，目光只需從曲譜上稍稍移開，便能看見照片上的湯先生在朝她微笑，一直默默陪伴著、聆聽著這琴聲。心下不由一陣唏噓。
樂先生精神很健旺，不像87歲。年齡并沒有磨滅她對時代的關注和思想的活力。她喜歡和年輕人交流，對新事物、新領域永遠都是敞開心懷。聊著聊著，話題很快就轉到她最關心的《跨文化對話》叢刊了。這份中法合作的雜志，創辦于1998年，如今已經出了37輯，由樂先生和法國著名學者李比雄擔任主編。2016年，雜志的出版事宜移交到了商務印書館。這不，董教授她們兩位剛來不久，就討論起工作來了。
跨文化研究事業，正是樂先生晚年的精神所寄。
今天提到“跨文化”，人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任何一個清醒的、熱愛自身文化的人，都是在比較、對話的基礎上來審視自身文明的。每個人都意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一個倡議，而是必定發生的、我們不可選擇的未來。但是，共同的空間并不天然構成共同體，只有建立共識才能成為共同體——而在這個過程中，跨文化思想和方法論是最重要的路徑。
是的，今天認識這一切都很容易。
難得的是在幾十年前就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并推動這一切發展的魄力。
對于樂黛云先生來說，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的“拓荒者”，從文學拓寬到文化，似乎順理成章。
當年迷上比較文學時，她就覺得，這是一門“可以打倒文化殖民”的學科；她也清醒地明白，中國的比較文學和西方是不一樣的。她從未用單純的學術眼光來看待它。
在一次采訪中，她曾這樣說：
“西方的比較文學在課堂中產生，屬于學院派；中國的比較文學卻產生于時代和社會的需要。無論是‘五四’時期，還是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從自己的需要出發向西方學習的。但‘五四’時期向西方學習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像吳宓、陳寅恪、湯用彤老先生和后來的錢鐘書、宗白華、朱光潛等，他們都懂得怎樣從中國文化出發，應該向西方索取什么，而不是‘跟著走’、‘照著走’。”
后來，學科的生態漸漸發生了變化。新生代的研究者，外文底子通常都很好，國學基礎卻弱了不少。而在她看來，作為一個中國學者，不管做什么學問，首先都要有扎實的中國文化作為根基。
有一回，在一套關于世界文明的叢書的研討會上，她毫不客氣地當面批評：“好話我就不多說了，大家剛才都說過了。我就想說一點，你們有些是從海外回來的作者，這些書還缺少根，缺少魂！”
這記“當頭棒喝”，一些學者至今記憶猶新。
了解了這些，就不難明白樂黛云先生的“轉向”。“比較文學只有文學，而且這一學科在中國的根子并不牢靠，”她越來越覺得，這是不夠的，視野應該放得更大。
在她身上，開拓的熱情似乎永遠不會止歇。年屆半百，許多人恐怕已經在等著退休了，她卻選擇以比較文學這門新學科為“畢生志業”；到快滿70歲了，覺得文學太局限了，又來創辦雜志。
很多人都覺得是“瞎折騰”。樂先生偏偏就愛“折騰”。回首往事，她自嘲當年“一無基礎，二無條件”，湯先生還送她一首打油詩，開玩笑地說她是“摸爬滾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禪”。
然而，事情就這樣“折騰”成了。就像這首詩的后兩句寫的，“革故鼎新心在野，轉識成智覺有情”——樂先生心里，一直有一片待開拓的荒野。
大學時代的樂黛云
很多人都以為，樂黛云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關注，來自于湯家的熏陶。曾有人開玩笑說，樂黛云是嫁入了“學術豪門”。
她自己也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說過，受到當英文教授的父親影響，她從小對西方文學感興趣，“反而沒讀過多少中國的書”。
報考北大的時候，她填的是英語系，因為閱卷的沈從文先生欣賞她的作文，才轉到了中文系。不過，回憶往事，她說自己當年“其實還是喜歡外語系”的，“可是那時候虛榮心就覺得，沈從文都親自來問你了，你還不去？”
即便進入中文系以后，她學的也是現代文學，離“傳統”依然很遙遠。“湯老先生就罵過我好幾次，說你還是中文系的呢，連這個都不知道！可是那時候中文系也沒教呀……”說起來，樂先生至今還有點“小委屈”。
我好奇地問她，是從什么開始意識到自己身上的傳統文化基因，是不是認識湯一介先生以后。她卻笑著搖搖頭：“湯家當然也有一些影響。不過，最初的興趣，從我念高中的時候就有了。”
“當時西學正盛，我也一度看不起中國的文學和文化。后來，我父親覺得我對《西廂記》《紅樓夢》《西游記》這些一問三不知，太不像話，就讓我多讀。我慢慢也喜歡起來，高中的時候癡迷《紅樓夢》，讀了好多遍……”她說，“我開始覺得，中國（文學和文化）不是比不上西方，它們只是不一樣。”
大概，正是少年時期的體悟，奠定了后來的一切。
無論人生的道路如何百轉千回，最終還是指向了那個命定的方向。
臨走前，正巧中國文化書院副院長陳越光也來探望。他是湯一介先生的忘年交，感情深厚，同時，也是《跨文化對話》的副主編。樂先生指著他，眉飛色舞：“這是年輕人里面我最崇拜的一個。”開心得像個小孩。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她身上那份天真。正是這種天真的性情，曾讓湯先生欣賞愛慕，也正是這種天真，讓她遭遇了人生中的大磨難，卻又憑此安然度過了那段艱難歲月。如今，穿越80多年的時光，依然在她身上煜煜生輝。（人民日報中央廚房·人物工作室 周飛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