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光中過世的前一天凌晨，《余光中傳》作者、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徐學突然輾轉反側，難以入眠。他爬起來，在朋友圈轉發了一篇關于余光中的微信文章，并寫上了“守夜人”3個字。沒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就在媒體上看到余光中病逝的消息。“那晚，他大概是提前與我作別。”徐學坐在“環視聽”記者對面，窗外天氣正晴好，適宜憶舊懷人。
“這是我的‘私生子’哦！”
相對于“洋腔洋調”，我寧取“土頭土腦”……不裝腔作勢，不賣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濫用典故，不效顰西人和古人，不依賴文學權威，不怕牛糞和毛毛蟲，更不用什么詩人的高貴感來鎮壓一般讀者。
——節選自余光中《現代詩怎么變》
我第一次見到余先生是在1993年香港的一次兩岸文學交流研討會上。那是初見卻并非初識。此前，我就在海這頭看過他的書作、錄像，他也在海那頭通過福建海峽之聲廣播電臺聽過我介紹他的系列文章，此后我們又有書信往來，所以未相見已熟識。
那時余先生年過花甲，我卻正值壯年氣盛。見面后，我對他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這是把自己比作了李白，把余先生比作了識才的韓荊州。如今想來，此言極是狂妄，但余先生只是笑笑，并不曾出言指摘。后來我們相交越久，我就越知道余先生的平易寬厚。
我曾邀請余先生來廈門的曉風書店簽名售書。在余先生到達前，隊伍就排得很長了，等看見余先生，人群很快擠成一團。我有些慌，余先生卻很鎮定，對人群說，“站回去排隊，不然我不簽”。聽了他的話，大家才趕快去排好隊。簽名時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有名讀者遞過來簽名的是本盜版書。我也陪過很多作家簽名售書，有的作家一看到盜版書就會說，“這書請你拿回去，我不能支持盜版”。但余先生見到盜版書，只是笑一笑，說：“這是我的‘私生子’哦！”然后余先生就給他簽了名。后來在廈大校園，還有學生請余先生簽過自己手抄的詩集。學生很感動，余先生見狀也很感動。他很容易為人的感動而感動，從不把他人的喜愛當作理所當然。
1947年高中畢業后，余先生同時考上了北大和金陵大學（后并入南京大學），因聽說北京不安寧，于是選擇了金陵大學，但還保存著北大的錄取通知書。后來隨著局勢的發展，他到了廈大，最后又去了臺大。所以這3所大學的校慶都會請他。
廈大每次請他，他都會來，來了就住在我們的逸夫樓里。逸夫樓曾是我們最好的樓，專門接待貴賓。但是在1995年，余先生第一次回來的時候，樓里有幾個廁所會漏水。余先生就一邊打著傘，一邊上廁所。過了很多年，他才把這件事當玩笑說給我聽。
對于生活上的這些事，余先生一概沒有要求。他去哪里都穿那幾件衣服，人家見他衣領都磨破了，還給他送了一件紅豆襯衫。地方上請他過去演講，他會自己跑去和大家一起吃自助餐，而不去主辦方安排的貴賓包間。有一年，我帶他去拜訪舒婷和她先生。我們在鄭成功雕像前見面，繞小徑上山，到了舒婷古風猶存的家。舒婷親自下廚，用地瓜粥、鮮嫩的豆腐、蛋炒蘿卜干等家常閩南菜來招待他，讓他“感覺太美了”。
余先生不會居高臨下地俯視老百姓，討厭一切把他和老百姓隔開的形式。在我眼里，他是真正的“鄉土”詩人。這話聽來有些可笑，因為在上世紀70年代，余先生曾身陷臺灣鄉土文學論爭，被歸為反對鄉土文學的那一邊。但我確實從未見到一個鄉土的作家，能像他那樣接地氣。
余先生會用常州話說繞口令，念及重慶的同學就唱一曲川江號子，上課說粵語笑話逗得滿堂笑聲，夜深用閩南語吟唱唐詩為伴。東北人聽他唱《松花江上》會落淚，北京人喜歡這位北大老校友筆下的長城故宮，楚人更因他一句“藍墨水的上游是汨羅江”而引之為屈原以后最可親近的詩人。關里關外、江河南北、田間壩上……都是他行呤的身影。他到哪里，哪里人都覺得他親切。
有時我讀余先生的詩，總想起《詩經》，想起樂府，想起竹枝詞，想起從古至今，無數尋常街巷中平頭百姓的憂患和癡愛。如今，我耳畔仍常響起他用濃濃川音誦過的他寫的第一首詩《揚子江船夫曲》：“我在揚子江的岸邊歌唱/歌聲響遍了岸的兩旁/我抬起頭來看一看東方/初升的太陽是何等的雄壯/嗨呦，嗨呦/初升的太陽是何等的雄壯！”
《鄉愁》的小時候、長大后、現在與未來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酒一樣的長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節選自余光中《鄉愁四韻》
1928年，重陽，余先生在南京呱呱落地。他的父親余超英是福建永春人，母親是江蘇常州人。因為父親工作的關系，余先生在南京出生、長大，但他關于童年的記憶中，仍有永春的山和常州的水。余先生后來說，自己既是閩南人，也是江南人。
“記得小時候/在江南/秋天拾楓葉/春天養蠶。”在詩中，余先生的童年是山青水綠的安寧恬靜。但這份安寧終被日軍1937年的炮火炸得粉碎。9歲的余先生隨母親匆匆逃離南京，與南京大屠殺擦身而過，后來又從常州逃往蘇皖邊境，“詩的江南詞的江南”被“砍成血腥的屠場”，“記不清走過多少阡陌，越過多少公路，只記得太湖里沉過船，在蘇州發高燒，劫后和橋的街上，踩滿地的瓦礫、尸體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
母子倆一路輾轉，幾經周折，終于在1938年5月來到重慶，與在國民政府海外部工作的余超英相聚。余先生一家起初住在城內，不久為躲避日本軍機轟炸，隨海外部機關搬到重慶市區外的江北縣悅來場，直至抗戰結束。
抗戰時的重慶，雖然有“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貪官奸商，但更多的是民族高揚的激情，獻款勞軍的大游行，萬人齊唱的悲壯歌謠……這些記憶深埋在余先生的心中，隨他從四川到南京，到廈門，到臺灣——“20年前來這島上的，是一個激情昂揚的青年，眉上睫上發上，猶飄揚大陸帶來的烽火從沈陽一直燃燒到衡陽，他的心跳和脈搏，猶應和抗戰遍地的歌聲嘉陵江的濤聲長江滔滔入海浪淘歷史的江聲”。
血與火的時代漸漸遠去，但腳下的鄉土和身邊的友鄰還在那里。2005年10月19日，我陪余先生到重慶，再歸悅來場。我們從重慶市區出發，乘汽車走了30多里后，還得徒步再走半小時山路。山路很窄很陡，有的是用青石板鋪成，有的完全是黃泥土路。余先生和師母當時都年近八十，當地人就準備了兩架滑竿請他們坐。師母坐了上去，余先生卻堅持要步行。我以為他害怕抬的人腳滑會把他摔下去，上前懇請，余先生擺擺手，解釋道：“我以朝圣的心情回故鄉，我要一步步地走回去，我要一步步地用自己的腳，踏著童年、少年的我走過的路。我才能感覺到，自己回家了。”
60年前的老房子早已被拆毀，家附近的幾棵大銀杏樹和黃桷樹也不見蹤影，四顧看去，處處都有些陌生，這大抵就是“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悲哀。好在來迎接我們的，尚有幾位余先生的兒時玩伴。當年的少年在時間中走成了老者，彼此挽手而行，用鄉音顫抖著說：“我還記得你，我還記得你……”
在余先生曾住過的朱家祠堂的院子中，師母看著檐際云紋的瓦當，仿佛懷念起幼時在這里的生活。見此情狀，我悄悄建議村人拿下一塊相贈。余先生接過瓦片，用手摩挲，落下淚來。后來這片瓦片被他帶過了海，置于家中客廳的柜頂，“苔霉隱隱，似乎還帶著嘉陵江邊的雨氣。畢竟，逝去的童年依依，還留下美麗的物證”。
上世紀70年代初，正值兩岸對峙，20多年沒有回過大陸的余先生，提筆寫下了《鄉愁》。在他筆下，鄉愁是郵票，是船票，是矮墳，是海峽，是一代人的傷痛。我曾聽說過一個故事，當時有人偷偷從山東老家包了一袋泥土帶回臺灣，把幾個幾十年沒能回家的山東老鄉召集在一起，共同分這包土。杜甫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為什么家書能抵萬金？因為烽火連三月啊。而在臺澎金馬，不只是烽火三月，是30多年，把那些離鄉的人啊，青絲熬成了白發，生離熬成了死別。
后來，《鄉愁》從海那邊傳到了海這邊，成了黃口小兒也會念誦的小詩。有人問來大陸演講的余先生：“《鄉愁》寫了小時候、長大后、現在，沒有寫未來，為什么沒有寫未來？可不可以續上未來的一段？”余先生答得很快，立刻吟出：“未來啊，鄉愁是一座長長的橋，我來這頭，你去那頭。”
兩件禮物：肉身和語文
五千年的這一頭還亮著一盞燈
四十歲后還挺著一支筆
……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盞燈
只為撐一幢傾斜的巨影
——節選自余光中《守夜人》
在給學生上課時，我曾說：“你們理解余光中，如果只知道《鄉愁》，就像理解李白，只知道《靜夜思》一樣。”余先生亦說過：《鄉愁》是我的招牌菜，但我還會煮很多好菜，《鄉愁》是我的名片，但我不希望這張名片遮住了我的臉。
“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這是散文大家梁實秋對學生余光中的評價。事實上，這句話也僅概括了余先生文人的一面，他還是一位認真的學者、嚴格的教師、不茍的翻譯家。余先生有如此多面，讀懂他卻很簡單，因為他的人生有一個定點——中文。
童年時，“長夏的午后，吃罷綠豆湯，父親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細覽他的《綱鑒易知錄》，一面嘆息盛衰之理，我則暢讀舊小說”，是余先生最早的意趣；少年時，“四川同學家里常見線裝藏書，有的可能還是珍本，不免拿來校中炫耀，乃得奇書共賞”，這是他戰火中的弦歌不絕；待到入讀廈大，他在近半年時間內發表了7首新詩、7篇文藝評論和兩篇譯文，真正開啟了追尋文字的路。有一次，廈大外文系系主任李慶云教授在課間和同學座談，讓學子各言其志，大多數說想投身社會變革，只有余光中毫不猶豫地說，我要當作家。其志之堅，風起云涌的時代也不能動搖。
余先生的母親在他30歲時去世了。他寫了3首《母難日》，其中一首我最為喜歡：“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聲有兩次/一次，在我生命的開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終/第一次，我不會記得，是聽你說的/第二次，你不會曉得，我說也沒用/但兩次哭聲的中間啊/有無窮無盡的笑聲/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蕩了整整三十年/你，都曉得，我，都記得。”后來，余先生把《母難日》刻在了母親的墓碑上。我曾在大學中文系演講時感慨，大家不要看不起中文系，也許你們不能給你們母親買大房子，但是你們可以寫一首詩，刻在母親的墓碑上。
英國人說，我們寧愿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亞；我們中國人說，“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文學大師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在余先生看來，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向心力就必然常在，一個方塊字就是一個天地，漢族的心靈，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托。我曾陪他進過寺廟、訪過道觀、入過教堂。他神態莊重，卻從不行禮朝拜，因為它們都并非他的信仰。他唯一的信仰是中文，唯一的宗教情懷就是把中文寫好，讓大家熱愛中文，通過富有生命的文字體驗中華文化精華。
余先生很喜歡李白，寫過很多關于李白的詩篇。很多大學生喜歡他的《尋李白》——“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熟讀之余，他們會想象，未曾謀面的余先生一定是位胡子很多、身材高大的俠客。聽演講時一見，余先生個子不高，打扮很隨便，好像也沒什么俠氣，他們就有點失望。余先生對此回答，我是把精神都放在了寫作上。余先生生活很有規律：上課、回家、寫作，每天在燈下“用創作與永恒拔河”。他的確是把精神都放在寫作里頭去了。
幾年前，余先生來廈門做主題演講。演講之余尚有空閑，我問他，有人想花錢請您去演講，去不去？他說，不去。我又問，廈門周邊開發了新旅游點，景色很美，空氣很好，要不要去？他說，不去。我疑惑，哪里都不去，您待在房間里要干什么？他拿出一大沓紙說，你看，我有這么多作業要改。他開了一門翻譯課，有幾十名學生，那沓紙是學生交上來的翻譯。每份作業他都親自批改，用紅筆圈出來，這個字句措詞不太妥當，應該怎么改，一筆一筆地改。他說，回臺后很忙，正好利用這點空閑。教學也好，寫作也好，演講也好，簽名售書也好，他都是為了把好的中文傳承下去。
“這世界，我來時收到她兩件禮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語文。走時這兩件都要還她。一件已被我用壞，連她自己也認不出來。另一件我越用越好，還她時比領來時更新更活。縱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后我或許會被寬恕，被她欣然認作自己的孩子。”年歲漸長，肉身衰朽，眼花耳背，手也會抖了，腳也走不動了，但是中文在他的手里變得更好，更加活潑多姿了，這樣他的使命便完成了。
2008年，余光中帶徐學（左）到高雄中山大學外文所頂樓看對岸。
“再也聽不到‘余光中，徐學來電話了’”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
之間，枕我的頭顱，白發蓋著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
兩管永生的音樂，滔滔，朝東
——節選自余光中《當我死時》
余先生走后，我向他女兒問詢后事，得知將于2017年12月29日在高雄舉行公祭，之后他將葬于臺北淡水的光之殿堂。我本已購了機票去參加，臨時卻有事不能前往，只能托（黃）維樑兄帶一封親筆信給師母。我因公祭缺席甚是不安，心潮翻滾，都是20多年來余先生對我的關心和指教。
2016年底，我去高雄開會，中途跑去余先生家，找他聊天。那時他摔倒后剛出院不久。但分別時，他還是一直把我送到了電梯口。我站在電梯內，讓他趕緊回去，他笑著擺手，一直目送我，直到電梯門完全關閉。我并不曾想到，那是我和余先生的最后一面。
對親人、友人來說，余先生去得意外而匆忙。我有時想，對于余先生自己而言，也是匆匆而別，多有牽掛吧。至少“咪咪”，他應該是放不下的。
“咪咪”是余先生的夫人、遠房的表妹，名叫范我存。“咪咪”是小名，余先生在詩文里會把“咪咪”寫成“宓宓”。兩人少小相識，一起走過童年的江南、少年的重慶，經歷過東奔西走的逃難，有過炙熱的相愛和雋永的相伴。攜手了半個世紀，在余先生眼里，“咪咪”仍是心底最初的那個“玉人”，是每次誦起《鄉愁》時，都會指向的“新娘”。
在他們結婚35周年紀念日時，余先生曾寫過一首《紅燭》：“三十五年前有一對紅燭/曾經照耀年輕的洞房……燭啊愈燒愈短/夜啊愈熬愈長/最后的一陣黑風吹過/哪一根會先熄滅，曳著白煙/剩下另一根流著熱淚/獨自去抵抗四周的夜寒。”從前我給余先生打電話，大多是師母接聽。我總能聽到師母用川音說：“余光中，徐學來電話了。”下一次，我再撥通那幾個數字時，這句話就再也聽不到了。紅燭只剩下了一根。
我還在網上看到了余先生最后的電視影像，是他在家中為《朗讀者》錄了一段視頻，朗誦自己挑選的詩《民歌》。余先生很偏愛這首詩，來大陸時幾乎都會朗誦。每次他都先把《民歌》朗誦一遍，第二遍時再請其他人應和。他的聲音很好聽，圓融通透。他大聲誦道：“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從青海到黃海/風！”下面齊聲應道：“也聽見！”他再誦：“沙！”下面再和：“也聽見！”那一刻，我似乎能感受到身體內的血脈在奔騰。
但在這段最后的電視影像中，余先生再念起這首詩，聲音這么的微弱，神態這么的虔誠，我仿佛聽見了天鵝之死前最后的絕響。他還顫巍巍寫下：“謹以《民歌》一詩獻給中華民族：我的同胞。”我想，這大概亦是他最后的牽掛。
我總覺得，余先生走的那一天，應該要下雨。因為他生活的地方，江南、重慶、臺北，都是多雨的地方——霧重慶，杏花煙雨江南，冬季到臺北來看雨。雨落時，他會想起亂叫的蛙、濕了的鞋、小時候走過的橋。他又想聽雨，又近鄉情怯，因為童年的故鄉和故鄉的童年，都已經回不去了。所以那一天最好是下雨吧，雨水從屋檐落到江海，送他回到故鄉。（人民日報中央廚房·環視聽工作室 鄭心儀 采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