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是響亮倡導“振興京劇”的年代，或許也是京劇“凋敝”的時代。我看過護國寺人民劇場京劇名角的戲，彼時偌大的劇場里只有十幾名觀眾；我得到過很多贈票，記憶中那時似乎沒有多少真正營業性的演出。我與朱家溍、吳小如兩位京劇研究巨匠結緣，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北京大學求學七年間。
北大中文系，十八歲“坤生”（女人唱老生行），在那個年代算是先生們的驚喜吧。現在回頭看，發現時間上兩個讓人百感交集的巧合：兩位長者于2003、2014年相繼謝世；我恰在2003年負笈西游，2014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謀得教職。2017年歲末，我以海外京劇研究者身份回到北京大學，做了一場京劇雅集。看到北大靜園二樓坐滿了人，且大多為少年，我暗暗吃驚，實在時代大不同了。未免想起少年時代求教于兩位先生的三兩趣事，寫一篇小文，分享給那些喜歡讀先生們的書、聽先生們的說戲錄音卻未及得見先生們的同好。
吳小如先生
于我有“正式”師生關系的是北大教授吳小如先生。可是從先生游容易，從先生研究京劇實在不易。話題每一及京劇，先生就送客。《詩經》則可，唐詩則可，京劇卻是禁忌。先生正色勸我勉力攻讀古典文學，好學深思，打好基礎，庶幾可保得一個大學教師的飯碗，京劇是學而優的余事。所以當有人向先生提議，輔導我做一篇富連成科班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繼承光大先生的富連成研究，即遭先生斷然拒絕，也是情理之中。我于是寫了更“文學”的題目。
赴美留學前，我去向先生辭行，兩人都黯然神傷。吳先生緩聲說，我至今都沒有聽過你唱戲。又陡然正色說，正因為你我是北大一脈的師生，所以我不能引你入“小道”。臨別之際，吳先生說送我一個禮物，乃是他姑父何靜老傳給他的《甘露寺》劉備唱段。低聲拍板唱了一遍，了卻彼此一段心愿，我至此才得以跟先生學了一回戲。其實我還是于古典文學上用了一點功的，現在在美國一流文理學院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尚問心無愧者，乃因為聽了先生的話。比《甘露寺》更珍貴的禮物，是這一點安身立命做學問的基本功。
吳小如先生著作《京劇老生流派綜說》
有一件事吳先生或許是忘了，我不敢駁斥吳先生的，是我其實給他唱過，至少是念過一段京劇念白。那時張鳴教授安排已經退休多年的吳先生開一門課，名為《經典常談》。課名其實講究：用四字成語“老生常談”中的“常談”，固然是吳先生謙辭，他還暗用這一成語中的“老生”——意思是說課程內容是中國古代經典，上自《詩經》下至杜詩，講授者則一皮黃老生也。可能因為我也唱老生，所以被指定去接送吳先生。所謂接送者，就是陪侍老先生一起從中關園騎車入北大東門至“二教”上課，下課時再一起騎車回中關園。這是下私功的大好機會。大家都很羨慕我。
其實，這一段路相當難走，自行車大軍上下課時段高峰期，我要和先生的車保持距離，同時還要緊緊跟隨，是高難度動作。一天，吳先生問我，你跟劉曾復先生學戲，現在學什么。我那時惦記要在北大辦公樓禮堂里彩唱一折京劇《三擊掌》，就如實回答。吳先生高聲說，好極了，王允的念白，你念念我聽。我心虛，不敢在京劇研究家面前班門弄斧，又不敢不遵從，就哼起引子“一枝花拋出墻外，為三女常掛心懷”云云。聲音小，馬路上嘈雜，吳先生就騎得越來越近，不小心兩人的車把就掛上了，我們一起摔倒。我爬起來看吳先生，他手上的皮破了一塊，流血了。我心里別提有多么難過了，沒有照顧好吳先生，反而害先生受傷了。吳先生不說話，我們默默騎了一段路。我在北大做的蠢事一定無數，只是這一件還記得而已。
后來我得知，我學的這個念白是二十世紀初京劇演員賈洪林的演出本，吳先生是唱片版本學的大宗師，一聽唱詞便知其稀有，故而專心忘我。
朱家溍先生
朱家溍先生與我的師生緣鮮為人知。說來我居然曾經“拜”過朱先生。引師是北大樓宇烈教授，北京昆曲研習社社長。那時我已經在社里混了不少時間， 給朱先生跑過龍套，他演出時我去后臺站在他桌邊看他扮戲。關羽也好，郭子儀也罷，朱先生扮相里仿佛有神性，美得動人心旌。平日雖然和藹，卻正襟危坐，我們幾個年輕學生如對神明，不敢近前，遑論學戲了。
可我也有我的心眼。朱先生第一次注意到我，是暑熱難耐的一天，因為我用足力氣大唱郭子儀的戲，把曲社納涼的人都招進屋里來，人群中便有朱先生。還有一次我們去在香山國際飯店舉行的漢學會議演出，朱先生昆曲《單刀會》關羽，坐同一輛大巴，我們幾個女孩子正坐在朱先生后面。我少年心性，高談闊論，說到一次看戲，偶然被“抓”上臺去，扎紅軟靠，當了一次《群英會》的周泰，而按照《三國演義》原文，那個角色應當是程普而非周泰。京劇演員茹元俊是把場，給我現說“地方”，居然臺上沒出紕漏。朱先生回頭，深深看了我一眼。我的一點“見識”，很多是從恩師劉曾復先生那里得來，再這樣說給朱先生聽。再后來劉先生慶賀壽誕之時，特意安排朱先生和梁小鸞清唱《別姬》開場，吩咐我清唱“大軸”《捉放宿店》。朱先生自然記住我這個“小女老生”了。
朱家溍先生《天官賜福》，其右側為本文作者（北京昆曲研習社演出）
本文作者按照朱家溍先生的化妝自己扮《天官賜福》（北京大學京昆社演出）
說到“拜”朱先生，樓宇烈教授是好心人，那日在曲社尋到我，領我去“見個老師”。我一進屋看見朱先生端坐在中間，心里就美了，豈有不樂意的道理。不知道是否我的“周泰紅靠”故事起了作用，朱先生說，你就學靠把戲，第一出學《卸甲封王》。于是我乖乖地跟著朱先生回家取學戲資料。從織染局小學的曲社走到鑼鼓巷朱先生府上，我只記得北京寒冬的胡同狹長清冷，冬日映出身材偉岸的先生的影子，我緊緊跟在影子后面。誰知不久朱先生病體沉重，《卸甲封王》就此擱下，令我遺憾終生。
我離京赴美以前，去府上辭行，朱先生沒有客套話，只是說：“我們幾個教你難道還不夠，出洋干什么？！”我心中一凜。
朱先生辭世時我在芝加哥上學，那一次見面遂成永別。
北京大學靜園
十余年時光匆匆過去，京劇脫“小道”而登大學講堂。去年年末回母校講演，我預備兩個題目，一是跟清宮“京朝派”昆曲唱法有關，一是跟京劇唱片有關。這兩個題目我都在美國講過，這些年在他鄉除了做文學研究，既講且唱的公開課也做了十場左右。可是靜園這一場與我在美國任何一所大學里的都極不同，因為觀眾里有很多跟我少年時一樣渴望學戲、研究戲的大學生，他們是我的知音。
我聽到少年們的掌聲，看到少年們眼神中的羨慕，我的快樂里忽然生出一點悲傷——吳先生朱先生都不在了。在講堂和舞臺之間，搭一座橋，讓未來的京劇研究家走上去，那是一場先生們這一代人未竟之事業。我唯有繼續秉持熱愛京劇和想對之有所討論的初心，才不辜負與兩位先生的緣分。
（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傳工作室出品 徐芃，美國索思摩學院古代文學助理教授，美國索思摩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助理教授。專攻領域是明清戲劇文學與文化，第二領域延伸至與西方傳入的聲電技術碰撞中的京劇藝術及其現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