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類綜藝節目的勃興是2017年國內電視熒屏最大的亮點之一。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國內各大電視臺和視頻網站推出的文化類綜藝節目數量超過50檔，其中既包括央視的《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等，也包括一些地方衛視推出的優秀節目，如湖南衛視的《兒行千里》、江蘇衛視的《閱讀·閱美》、北京衛視的《非凡匠心》等。這些節目為電視熒屏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同時也成為中華文化當代化、大眾化傳播的重要載體。
然而，另一個問題也同時出現——即使在文化類綜藝節目的口碑和社會影響力日趨走高的情況下，其收視效果仍遠遠無法與娛樂類綜藝節目相比，收視壓力給文化類綜藝節目的長期發展設置了現實困境。如何把博大的中華文化更好地融入當下生活，并且找到恰當的電視化表達方式，已經成為擺在從業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文化類綜藝節目在2017年的大爆發不是沒有原因的，政策調控為文化類節目的興起創造了非常有利的環境。”樂正傳媒研發咨詢總監彭侃說。2017年1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要求創作要“善于從中華文化資源寶庫中提煉題材、獲取靈感、汲取養分”；2017年7月，廣電總局下發《關于把電視上星綜合頻道辦成講導向、有文化的傳播平臺的通知》，要求電視上星綜合頻道“要堅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挖掘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資源，結合新的時代特點和實踐要求，制作播出更多有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化厚度的文化類節目”。
但隨著《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等節目火爆熒屏，越來越多的“跟風”節目也紛紛涌現，各種主打“朗讀”的節目和“大會體”節目出現在各大電視臺，觀眾對這類節目的審美疲勞也開始出現。
“文化類綜藝節目創新最難的就在于，它不像娛樂類綜藝節目那樣有很多國外成熟模式可以借鑒，另外，文化類綜藝節目對觀眾的文化和教育背景是有一定要求的，不像娛樂類節目那樣具有先天的親和力。”一位文化類綜藝節目制片人說，“但所有文化類節目都面臨的困境在于，電視臺對節目的收視率考核是很殘酷的，在有的電視臺，出于對廣告收益的考核要求，收視率排名靠后的節目會被直接拿下，一些文化類綜藝節目則難以幸免。”
業內人士認為，文化類綜藝節目要走出同質化、低收視的困境，首先還是要在內容和形式創新上有所突破，讓人們印象中“高冷”的文化真正具有觀賞樂趣，讓觀眾產生共鳴和參與感。“比如《國家寶藏》就用大眾較為喜聞樂見的‘趣聞軼事’視角解讀國寶，做到了既有史有據，也生動有趣。”彭侃說。
另外，專家也指出，現有的文化類節目在內容上僅限于字詞、成語、詩歌等文學類文化類型，內容開掘上較為單一，有待于對更寬的文化類型范疇進行開掘。
近期央視四套推出的《環球影迷大會》在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節目以來自世界各國的電影愛好者為主角，設置多個競賽環節考察選手們的電影知識，通過激烈的競爭彰顯電影文化的魅力以及中國電影的美學體系，展現了近年來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大發展的巨大成就。
節目中，影迷們來自世界各國各行各業，代表著不同的年齡層次：“50后”阿姨張磊晶被影迷們稱為“移動的電影百科全書”，從小就愛看電影的她，退休后索性把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影院當成了自己第二個家，也因此成了電影資料館的名人；23歲的劉奕承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攻讀碩士，他從2008年開始收藏自己看過的電影票根，到現在，他收藏的票根已經超過1000張；意大利小伙子楊力2009年來到中國，娶了中國妻子，愛上了中國文化，一起看電影成了夫妻倆經典的約會方式……
“中國電影的市場規模和世界影響力已經今非昔比，觀眾對中國電影的貢獻功不可沒。從觀眾的角度來做這樣一期節目，傳播中國電影文化，在央視四套這個國際平臺釋放中國電影的影響力，既是觀眾喜聞樂見的，也是非常有文化意義的。”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說。
彭侃還認為，文化類綜藝節目在節目模式的創新上也應進一步發力。“成功的綜藝節目無一例外都有層次分明而簡潔的節目模式，文化類綜藝也不例外。節目中，必須要有標志性的視覺元素，構成受眾的記憶點，例如《詩書中華》里的‘曲水流觴’舞臺，《世界聽我說》里的金字塔排位和360度環形舞臺等。”
此外，不少從業者還表示，電視臺在對節目的考核方面應摒棄收視率單向度標準，尤其對于文化內涵高的電視節目來說，節目熱度需要一定的時間來蓄積，節目的文化影響力也是收視率難以衡量的。因此，科學、綜合的電視節目考核體系亟待建立。《人民日報》（2018年01月25日 1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