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音樂家冼星海、光未然后人針對網上流傳某單位年會惡搞《黃河大合唱》視頻提出批評，有網友細心搜集，又發現數段類似“惡搞”視頻片段。文化部要求互聯網文化單位排查有關視頻，自覺抵制惡搞紅色經典及英雄人物的互聯網文化產品。
瀏覽后發現，這些視頻多來自公司年會、學校班會等場合的群眾自排節目。內容上高度雷同，大都通過夸張、戲謔方式進行改編表演，比如用床單來表現黃河，以“嚎叫”取代“咆哮”，以“呼吁年終獎”替換“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主題，以“精神病合唱團”來戲謔音樂所表達的嚴峻形勢和奮起抗戰態度。然而，就是這些并不高明甚至每每令人尷尬的表演視頻，卻在網絡上博取不少點擊。
“惡”與“搞”二字都不喜人，放在一起格外容易望文生義，每每讓人感受其“惡意”和“居心叵測”。看過這類“年會惡搞視頻”后，就會發現用“居心叵測”來形容它們實在有些“高看”——它們主要目的是“搞笑”，經典作品婦孺皆知，有現成故事人物，門檻低、上手快，自然成了“最佳目標”——搭架子不會，拆架子還不會？編新段子難，毀老故事還不容易？加之，解構嚴肅常常能輕松收獲笑聲。于是乎，為盡快上手，為片刻調笑，為表明自己并非無趣甚至非常有趣，為表演者獲得一時存在感，這種自娛自樂式的惡搞便流行起來。什么價值觀、正能量，在這個場合哪有笑聲來得實在？生活中怎能處處嚴肅，聚會上還不允許輕松一下嗎？這種“惡搞有理”“有趣至上”的觀點流傳甚廣，但其實大多數“惡搞”并不好笑，自以為有趣其實令人尷尬，自以為時尚卻早已爛俗，除了令演者出丑、觀者“尬笑”外，惟余一地雞毛。
有人會問：為什么周星馳惡搞古代故事成了經典，我們惡搞就成了“三俗”？
周星馳確實有“惡搞”的一面，被視為當代“惡搞”鼻祖，但是，既要看到他頻繁使用戲仿手法、“無厘頭”風格，還要領會其喜劇之所以受到青年觀眾普遍認可的精髓：戲仿在周星馳手里從來就不是目的，而是他抉剔丑惡、發揚真善的一把利器。其刀鋒總是對準人性中的虛偽、愚蠢和外強中干；其中小人物之所以“咸魚翻身”，也是因為受到善念、正義激發而獲得心性成長。在以戲仿等方式剝落虛張聲勢、裝腔作勢者的畫皮后，觀眾和片中人物一同受到心靈洗禮，真善美水落石出、春風化雨，觀眾則敞開心扉、心悅誠服。《武狀元蘇乞兒》《功夫》《美人魚》都以放棄世俗成功、回歸真實簡樸生活為故事結局，顯示了一種“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的圣賢境界。可以說，在上世紀90年代“價值解構”語境下，周星馳喜劇被普遍接受并不因為其“解構”，而在于它通過戲仿等手法構造傳統美德與解構主義的對話，捍衛了中國古老哲學傳統與美德價值。更“經典”的，塞萬提斯《堂吉訶德》戲仿騎士小說以揭露丑惡荒謬、贊美懲惡揚善，魯迅《故事新編》戲仿古代神話以針砭時弊、贊美“鑄劍”者無所畏懼，都有著更為高遠的價值追求——戲仿手法的高下，關鍵在于是否有正面價值追求，是否針砭假惡丑、發揚真善美。
以此反觀那些惡搞《黃河大合唱》視頻，之所以引起反感、令人尷尬，在于編演者對戲仿手段但得一知半解而誤入野狐外道，以為只要顛覆崇高就能取悅眾人，只要丑化英雄就能令人歡笑。殊不知，它們實在選錯了對象——《黃河大合唱》的崇高是真崇高，其歌詠的英雄乃是真英雄，因而對其惡搞非但“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還暴露了為搞笑而搞笑、為解構而解構的僵硬套路，遠離了智慧與美德。這些年來，模仿周星馳喜劇的電影如過江之鯽，大多俗爛不堪，被觀眾所拋棄，皆由此而起，真可謂“學我者俗，似我者死”。
放眼整個社會，我們看到惡搞經典仍有不少追隨者，以調笑崇高、丑化英雄為樂者也不乏其人。我們相信，其中大多數人并沒有顛覆崇高和褻瀆經典的主觀動機，更多時候，他們是缺乏與他人、與社會、與民族、與歷史“共情”的能力，缺少涵泳經典帶來的巔峰體驗和人生境界，在通往人文經典和文化修養的道路上，缺乏引路人和陪伴者。經典需要循循善誘者不斷闡釋，尤其那些時代背景跟今天天差地別的傳統文藝和紅色經典，其文本意義并非不言自明——黃河為何咆哮、人民因何奮起？如果缺乏引領、缺少闡釋、缺失體驗，隔膜、誤解甚至褻瀆就會如黃沙般慢慢堆積。
一則以憂一則以喜，在這次輿論事件中，我們也看到大量網友留言，看到他們對《黃河大合唱》發自內心的喜愛，為其磅礴藝術力量所感染，為其傳達勇敢、團結、振奮、樂觀的民族精神所震撼。“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說的就是經典的力量。這也讓我們相信，真正有價值的藝術終究經得起人民檢驗和歲月淘洗。
總之，對于惡搞經典行為，不僅要看到其淺薄無趣，更需要棒喝警醒，需要春風化雨、久久為功的經典教育將人們引至高遠境界。（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文藝九局工作室 局務董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