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在北京市有關古建筑園林的會議上和活動中，有時會出現三個姓“單”的參加者，即80歲左右的故宮博物院顧問單士元先生，60歲左右的北京市綠化委員會主任單昭祥先生，40歲左右的北京市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每當這時，單士元先生都會幽默地對我說：我是“單老”，單昭祥先生是“老單”，那么你就是“小單”了。如今單老已經在20年前離開了我們，老單也早已經退休，我也被人們稱作“老單”多年。
對于故宮人來說，單老是永遠的“單老”。人們說“溥儀出宮，單士元進宮”。單老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比故宮博物院成立的時間還早10個月。單老講“當初進故宮，說是點查6個月的文物，沒想到干到了一輩子。”1925年10月10日，單老見證了從皇宮走向故宮博物院的偉大時刻，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到1998年去世，單老供職故宮博物院74年，終身未辦理退休。在故宮，他經歷了北洋軍閥政府、國民政府、日偽統治、解放接管、新中國成立、文化大革命，又迎來了改革開放,可以說歷盡滄桑，但矢志不渝。他說“在故宮見到過五種旗幟飄揚，大清的龍旗，共和國的五色旗，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藥旗，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在故宮里感受過祖國的風雨滄桑，又見到建國后的振興走向富強”。
2017年是單士元誕辰110周年，故宮在東華門的古建筑館特別舉辦“故宮古建守護者單士元專題展覽”，同時召開了紀念座談會。回顧其與故宮水乳交融的一生，我們更需要思考，在當下，應該如何繼承他豐厚的精神遺產。
18歲與故宮結下了終生之緣
單老于1907年12月出生于北京，自幼家貧,矢志于學，喜愛研讀文史，在新舊教育制度轉化期，以半工半讀形式完成了早時教育。1920年他被錄用參與朱啟鈐為監印總裁的重印四庫全書補抄工作。1924年單老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師從胡適、沈兼士等大師名家，潛心文史研究。同年11月，由李煜瀛任委員長的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18歲的他又以北京大學史學系學生身份，隨沈兼士等教授加入清室善后委員會，參加故宮的坤寧宮、交泰殿、弘德殿、昭仁殿、端凝殿等處的文物點查事務，從此與故宮結下了終生之緣。
僅僅10個月以后，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當時故宮博物院一方面繼續點查宮中物品，另一方面籌建兩館一處，即圖書館、古物館、總務處，圖書館下分設圖書部和文獻部兩個部門。文獻部由圖書館副館長沈兼士教授主持，由于單老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的研究課題為“明清史及其檔案研究”，因此被分配在文獻部，以整理原皇宮中舊藏歷史檔案史料文獻為主要職責，由此得以博覽群籍，潛心進行明清檔案的研究，并完成了在故宮博物院供職后的處女作《南三所考》。
單士元（左一）1937年與同門學長張鴻翔、吳豐培、商鴻逵（左二）為孟森師（左三）祝壽
1929年，朱啟鈐先生在北京創辦中國營造學社，并親自任社長，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劉敦楨兩位教授分別任法式部主任和文獻部主任。單老經許寶蘅先生引薦，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任文獻部編纂一職，參與四庫本與陶本《營造法式》的互校，完成了《營造法式》最后的校訂工作。
1929年單老以《清代文字獄》為報考論文，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成為國學門研究生，其第一專業為明清史檔案金石學，第二專業為中國建筑史研究，師從沈兼士、陳垣、朱希祖、孟森、沈尹默、劉半農等著名教授。這一時期，單老既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學習，又繼續在故官博物院文獻部工作，還要任中國營造學社編纂，三者兼顧，十分繁忙。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中國營造學社當時云集了眾多的鴻儒賢哲，在他們的言傳身教下，單老打下了扎實的文化基礎，對歷史、文化和建筑的認知均已有不同常人的見解。
單老在北京大學上西洋建筑史課時，聽陳衡哲教授講到：“中國建筑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可惜的是，外國人寫的世界建筑史中，從來不提中國建筑藝術，因為他們不懂，也因為我國在國際上地位低，更缺乏專門研究建筑的人才，因此被人瞧不起。”這一席話對他觸動很大。中國建筑獨具特色，輝煌燦爛，但是在世界建筑史中卻無一章一節，有的外國人甚至說中國人沒有本領研究自己本國的建筑文化。在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驅使下，單老立志在建筑領域刻苦鉆研。
單士元（右二）1930年整理清代檔案
新中國成立后,單老以倍增的熱情投人到所熱愛的事業之中。故宮宮殿大致自鴉片戰爭以后就未修繕過，“許多屋頂生樹，從樹根的粗壯判斷，有的已是達到百歲的年齡，在磚券結構上的樹，更是根深蒂固”。在各個宮殿院落中積土成堆，宮城為土所培，高約三米左右。當時，故宮博物院缺少專門的古建筑研究保護人員，沒有專業的古建筑維修隊伍，大量的古建筑亟待修整。1954年，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鄭振鐸局長找到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教授，請他推薦一位能夠管理故宮古建筑的專家。梁思成教授說：“用不著我推薦，故宮現在就有一位——單士元。”于是，經鄭振鐸局長鄭重推薦，故宮博物院吳仲超院長委任單老主持古建筑維修保護管理。他長期以來在建筑史、建筑理論以及工藝技術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終于可以應用和施展，他將自己的余生全部貢獻給了故宮古建筑保護事業。
“文物毀了，就像水潑了，是收不回來的”
在《故宮史話》一書中單老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代表了對故宮的情感：故宮是“民族建筑藝術集大成,其工程之艱巨、規模之宏偉、工藝之精巧、創造性之豐富為世界所罕見。它不僅是東方的瑰寶,也是世界上的奇跡”。
在主持故宮古建筑保護工作期間，他始終堅持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堅持使用原材料、原工藝的做法，反對大拆大改，反對“煥然一新”。他強調古建筑的維修不同于簡單的修房子，要在忠實歷史，保護歷史的前提下進行，不能把故宮修成“新宮”。文物毀了，就像水潑了，是收不回來的，這樣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
單老根據故宮古建筑保護的實際情況制定相關研究課題，特別是與工程技術人員共同制定維修保護規劃，提出“著重保養，重點修繕，全面規劃，逐步實施”的古建筑維修保護十六字方針。實踐證明，這一方針符合此后出臺的《文物保護法》精神，至今仍然是維護故宮古建筑的基本原則，使故宮古建筑的維修保護始終保持很高的學術和技術水平，而單老是名副其實的故宮古建筑保護之路的奠基人。
單老認為，“幾百年前的工程師和工匠通過他的智慧和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建筑，經過幾百年的風雨侵蝕的考驗，仍屹立在祖國大地上，雖然在使用上已不符合今天的需要，但它已成為祖國重要紀念性的文物，在保護它時應不改變其面目，并盡量使用它的原樣材料，以供后世的學術研究，建筑科學研究，假使古建筑通過我們手將形式和材料都改變了，那它已不是古建而是新建了。將幾百年前智慧的工程師們的創造湮沒了。今后對中國建筑法式材料技術等進行科學研究時，在實物參考上也將無處憑借”。
為迎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大慶，需要對故宮古建筑進行維修保護，重點是午門到神武門中軸線上各重要宮殿的油飾工程，特別是外檐彩畫殘壞脫落，需要重繪。單老在主持施工期間，不斷組織查閱文獻資料，請教經驗豐富的工匠技師。在太和殿、太和門除去了袁世凱稱帝時殘存的粗糙無章的外檐彩畫，重新恢復康熙三十六年原有的和璽彩畫。在他的領導下，這項故宮古建筑維修保護工程如期竣工。
1957年，紫禁城西北角樓大木竣工，單士元（第四排右二）與施工人員合影
按照單老的安排，在太和殿外檐重施彩畫的同時，又為殿內六根高大的蟠龍金柱重新貼金。這六根金柱豎立在寶座前東西兩側，各高三丈，柱上各有瀝粉線條粘繪的巨龍一條，維修保護工程十分復雜，難度很大。單老多次到現場仔細檢查，特別囑咐“金箔要貼牢、粘嚴，不張嘴，不鼓包，碎片要拾起”，如今這六根金柱依然金光閃閃，奪目生輝。
單老強調故宮古建筑修繕要重視質量,防止建設性破壞。他形象地比喻說:“我們對古建筑維修保護和保護老人身體一樣。外科手術大夫動手術要慎重，保健醫生、護士要動腦筋。令人遺憾的是，現在保健醫生、護士不積極想辦法，外科醫生太熱心了。”針對當年軍機處修繕工程，單老于1986年6月在筆記中寫道:“軍機處為清代二百多年政治樞紐,歷史性極重要。設計者竟按一般民居小房計劃,原狀悉遭破壞,典守者不得辭其咎也”。又如神武門兩側城墻,因“在大雨中用劣質磚砌紫禁城墻,”城磚泛堿,“出現白色紫禁城”等。
紫禁城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飽含著單老的深情厚愛。故宮奉先殿，原是皇宮的家廟，每座祖龕，都是由楠木鏤空、貼鉑罩漆制作的“小型宮殿”。“文化大革命”中將奉先殿辟作展廳，拆下的木構件堆放在庫房里，曾有人出高價購買，要的是楠木材料和表面的貼金。單老知道后予以阻止，并曾想拼湊成原樣，作為中國建筑類型的一種典型加以展示。這些遺物至今還在，使恢復奉先殿原狀成為可能。
傳統工藝師不能成為絕響
古建筑維修保護最需要的是人才培養。解放初期，故宮曾成立建筑研究室、工程隊、磚瓦廠,并曾對上萬間宮殿逐一進行調查，區分明清兩朝時代傷損程度，按照當日工種進行古建工程，其本要有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畫、糊八個工種，而如今這些早已不存。當年單老就呼吁:“應該注意培養古建筑人材。近年來熟練的有傳統工藝技術的哲匠日見其少，新起的匠人也缺乏學習的機會。今失不圖，傳統工藝師將絕響，包括制造磚瓦材料之工藝及質量。”單老立志建立起故宮古建筑保護的專業團隊。
單士元（左后一）20世紀50年代與王璞子（左前中）、蔣博光（右前一）同工人一起運料。
明清兩代在故宮修繕工程中有一套完整的組織，包括設計、估算、結算、監工、驗收、釆木、采石和其他多種建筑材料，以及分工經理人員，組織齊全。單老通過各種可能條件，積極在社會上尋找手藝高超的工匠，到故宮博物院來傳授技藝，集中聘用了一大批技術嫻熟的優秀工匠師傅，不僅保證了古建筑維修保護的順利進行，還為故宮博物院留下了優秀的施工隊伍，同時為故宮古建筑技術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當時，故宮古建筑保護團隊中，有十位已經超過退休年齡的不同工種的杰出工匠，被稱為“故宮十老”：杜伯堂、馬進考、張文忠、穆文華（木作），張連卿、何文奎（彩畫作），劉清憲、劉榮章（石作），周鳳山、張國安（瓦作）。這些工匠師傅技術精湛、經驗豐富，退休前不僅對故宮古建筑維修保護作出過突出貢獻，而且對維修保護方案的制定，以及解決維修保護中的技術難題，均起到過重要作用。單老深知這些工匠師傅的重要性，為了使他們的技藝不至失傳，特意將這些工匠師傅挽留在故宮博物院擔任工作指導，按月付酬。
單老尊重工匠，將他們當作合作伙伴對待，他主持的維修保護工程多與工匠師傅們一起研究設計方案和工藝技術，通過溝通的方法既完整真實地保護了故宮古建筑，又通過實踐項目訓練了工匠們的技藝，并留存了大量的珍貴史料。為穩定故宮博物院的古建筑工匠隊伍，在單老的呼吁下，經文化部批準，將工匠隊伍由臨時工改為正式合同工，改變了春季招工，冬季歇工時工匠散去的舊制。單老做為帶頭人，大膽帶領青年專業人員開展工作，先后主持了太和殿保養、午門修繕、角樓落架大修等重要工程，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古建筑專業人才。
他稱自己為“三窮老人”：窮學生、窮職員、窮教授
單士元20世紀80年代審查工程圖紙
單老一生自律，生活樸素節儉,曾笑稱自己為“三窮老人”，即窮學生、窮職員、窮教授。他嚴循操守，從不收藏文物、從不以商業目的為別人鑒定文物、也從不充當中間人。他講“對于故宮博物院，還需要進行包括建筑在內、宮廷史等多學科的研究工作。故宮處處是歷史，件件是文物。對于鑒定文物我并不反對其重要作用，但單純以貨幣價值定高低，那是古玩商人，而不是文物工作者了。”如此忠心耿耿,守土盡責的嚴謹作風，在故宮博物院內外的同仁中盡人皆知。
單老每天在故宮博物院中巡視之際，特別注意收集與紫禁城有關的文物資料，拾來不少“破爛”，有殘磚斷瓦，頹梁斷木，門釘鋪首，磚雕花飾，琉璃構件等，無論是已經掃進垃圾堆的，還是從內金水河淤泥中挖出來的，或是拆房子拆下來的，都當寶貝似的存放在辦公室里，積攢多了，就將陸續撿拾到的文物資料，交到古建部資料室，并叮囑說“都有用，當文物留著，別當破爛”。
有人問單老為什么拾“破爛”？他說故宮作為原明清皇宮，它一磚一瓦都要用歷史的眼光來認識與研究。拾倒是常拾，但未必是破爛啊。在一般人的眼中可能這些不值得一瞥，但是單老認為這些不可再生的歷史遺物。“樣氏雷”是清廷“樣房”中專門承擔皇家建筑設計的世家，曾存有大量為皇家設計的建筑模型——燙樣，這些燙樣后來被家人出售給社會，單老聞知后，經過多次輾轉求購，把其中的部分燙樣收入故宮博物院。
一九八四年全國政協文化組經濟組考察四川宜賓歷史文化名城在流杯池吊黃樓前留影，右起依次為單士元、王定國、劉超、魏傳統、鄭孝燮、羅哲文（羅哲文提供）
1979年至1986年，單老被選為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他作為全國政協文化組的成員，與建設部的鄭孝燮先生，國家文物局的羅哲文先生三人相互都差八歲，在全國政協和其他部門組織的文物古跡保護、歷史文化名城考察中，經常在一起，志同道合，不知疲倦，猶如套在一起的馬車，人們也因此稱之為“三駕馬車”。
“三駕馬車”跋涉于全國各地，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嘔心瀝血，奔走呼吁，宣傳《文物保護法》，考察實施狀況。他們曾赴中原地區的河南、山西、陜西三省調查文物保護，考察了洛陽龍門石窟，西安大雁塔、太原文廟、平遙古城、大同華嚴寺等，看到“建設性的破壞”給這些文物古跡帶來不同程度的損害；在華東四省上海、杭州、紹興、蘇州、揚州、南京等地調查中，看到工廠、學校、單位、居民等占據歷史建筑的現象非常普遍，單老均坦率地提出批評意見，獻計獻策。
單士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與鄭孝燮（右二）、羅哲文（右一）考察徐州漢墓
幾十年來，為呼吁文物古跡和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單老總是一馬當先，或通過政協提案、或通過大會發言、或通過上書陳辭,不斷提出保護建議和議案。如今保留下來的幾十件聯名呼吁信上，他都是領銜者。其中不少文物古跡經過呼吁得到保護，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世界遺產名錄》。鄭孝燮先生曾寫有悼念單老的一首七言絕句：“史無前例摧文明，七十余年紫禁城，禍起蕭墻撥亂后，匹夫老馬三人行。三架馬車二十年，金剛護法叟為先，鞠躬盡瘁魂歸去，灑淚追思悼國賢。”
1994年，單士元與同仁那志良甲子重逢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羅哲文為紀念單士元百年手書
1996年初，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時組織發起了一場“愛北京城、捐城墻磚”的文物保護行動，取得很好的社會反響，單老給予熱情鼓勵，也使我感受到動員社會力量保護文物的重要性。于是，1997年春又開始組織制定故宮筒子河保護整治方案，提出“把一個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給21世紀”的目標。當請教單老時，再次獲得熱情鼓勵。1997年8月，單老還會同侯仁之、吳良鏞、羅哲文、張镈、張開濟、李準等專家學者在《北京日報》上呼吁，推動故宮筒子河保護整治。
按照單老的意見，我們制訂了筒子河內側單位和住戶搬遷計劃和筒子河外側排水系統規劃，并獲得了北京市政府的批準實施。經過努力，使故宮筒子河重現昔日的“碧波蕩漾”。單老還建議維修故宮排水系統。故宮筒子河與故宮內部的排水系統相連，過去紫禁城排水系統非常發達與完善，北京地區即使下200毫米的大雨，72公頃的紫禁城內卻不會有積水。但是，隨著故宮博物院內部種種建設工程的實施，地下排水系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一些通往內金水河的出口發生淤堵，以致下大雨時故宮內有的地方已經出現積水。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有記者讓我談一談我和我父親，“兩代故宮人”的故事。我反問道：我父親是誰？對方反倒奇怪的問：不是單士元先生嗎？我告訴他，單老雖然不是我的父親，但也是對我成長產生深刻影響的長輩。這樣的誤解曾經多次出現。記得20年前的一次會議，老單因故不能出席，委托我在會上代他宣讀發言稿。主持會議者就宣布由單士元先生的兒子宣讀，引起知情者的一片笑聲。正因為有這些插曲，每當想起單老時就更覺親切。
今天可以告慰單老的是，通過實施“平安故宮”工程，故宮博物院逐步進入安全穩定狀態，安防系統、避雷系統、排水系統等更加完善，紫禁城內百余座臨時建筑，包括雜亂無章的商業攤點全部拆除，如今在東華門建立了古建筑館，單老當年繪制的古建筑彩畫小樣、拾來的古建筑構件“破爛”、搶救下來的“樣氏雷”建筑燙樣等得以集中展示……（圖片由單嘉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