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特朗普政府以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思維推出一系列經貿政策，給全球經濟帶來明顯沖擊。在世界的觀感中，眼下的美國正為一種焦慮癥所籠罩，且十分熱衷于對外展示自身焦慮。仔細觀察，既有其焦慮的現實，也有其曬焦慮的刻意。
“賬面焦慮”折射對現實的扭曲
當下最突出的是“賬面焦慮”。在不同場合，華盛頓官員都喜歡算這么一筆賬——美國對多個經濟體都長期存在貿易逆差，這種經貿關系讓美國“吃虧了”，全世界都在“賺美國便宜”。明顯荒唐的說辭！美國何以焦慮至此？探究這個問題，當然不能只聽華盛頓一家之言，而需真正客觀理性的分析。
顯然，華盛頓已經將其對現代貿易的認知偏差暴露于世。連日來，接受記者采訪的經濟學專家無一例外都認為，特朗普政府將貿易逆差看作美國“吃虧”，是對現實的扭曲，試圖以增加關稅來緩解美國貿易逆差更是毫無學理支撐。
美國采用關稅手段解決“賬面焦慮”，究竟是說明其無知還是刻意？這又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點。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對記者所言，關稅不會讓一個國家減少貿易逆差，一國貿易平衡狀況由其儲蓄和投資率決定。“美國貿易逆差的原因是其儲蓄率偏低，消費遠遠多于儲蓄，消費也遠遠大于其生產能力，這中間的差額就是美國的貿易逆差”。
急于展現焦慮有其政治游戲需要
為何特朗普政府在此時聚焦經貿問題，集中對外釋放焦慮癥？這種時機選擇，同美國國內政治分不開。華盛頓智庫伍德羅·威爾遜中心高級研究員芮效儉指出，特朗普政府在關稅政策問題上展現出強硬姿態，同中期選舉有一定關系。黃育川則表示，如今的華盛頓把貿易作為贏取政治聲望的一個手段，試圖以民粹主義做法收獲支持。
長期代理國際貿易訴訟的資深律師、美國商務部前官員威廉·佩里告訴本報記者，特朗普政府已將貿易問題政治化，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在佩里看來，2016年總統大選意味著美國貿易政策走到了一個轉折點。“在過去幾屆美國總統大選中，貿易問題從來不是真正的焦點問題，但如今貿易卻成了美國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之一。”
如今部分美國民眾的確持有一種焦慮情緒，這同美國不同群體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受益不均有關，也同美國社會整體文化變遷、財富分化加劇分不開。《紐約時報》此前就曾以《美國的新焦慮癥》一文細致梳理這種社會情緒。在“政客選擇選民”的美國政治模式下，這部分民眾自然不會無人顧及，但吊詭的是，瞄準這部分選民的政治人物思考的問題并不是如何切實緩解其關切，而是如何調動其情緒、收攏其選票。貿易問題的符號化，正充分展現了這一邏輯。
事實上，盡管特朗普政府急欲打造“保護美國”的硬朗形象，但其單方面挑起貿易戰的沖動之舉，從長期看卻需要所有美國民眾共同為其埋單——消費品價格上漲，損失的是美國普通家庭；價值鏈被打亂，損失的是美國制造業；外部市場受限，損失的是美國出口商。這也是為什么連日來越來越多國會議員對特朗普政府的經貿政策憂心忡忡。
來自弗吉尼亞州的前聯邦眾議員詹姆斯·莫蘭曾在國會任職23年。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美國公眾總體來講，對自己所享受的高質量生活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缺少認知。“改變這一點的途徑是由負責任的政治人物客觀地向民眾解釋這一聯系。當前的問題是，美國政治人物選擇了利用民眾對外界、對事實的不了解以及由此而生的恐慌”。
暴露了面對世界大勢的不負責不自信
說到底，特朗普政府如今急于展現焦慮，任性放大問題，以為這是放大美國利益的“有效方式”，這本身就不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負責任姿態。有分析指出，近年來，盡管美國相對實力出現下降，但霸權情結卻并未改變，這反映到其對外政策上，就是輕多邊軌道、重單邊舉措，輕長期投入、重眼前利益。
芮效儉對本報記者提及，目前國際上存在一種明顯擔憂，美國正從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轉變為保護主義者。在經貿問題談判上，歐洲和其他亞太經濟體更支持多邊渠道，但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不信任多邊軌道”。
當然，美國的整體焦慮，更源自其身實力的相對衰落與中國的崛起。清算經濟賬的背后及實質還是政治，是要對沖甚至遏制中國的影響力。美國知名歷史學家、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卡根對本報記者表示，現在的國際秩序有一個關鍵特質是，美國在世界三大地區——歐洲、中東和亞太有著強大的軍事存在。美國要維持這樣的局面，也就客觀上造成了與中國之間的潛在沖突，因為美國要阻擋中國的優勢，在經濟上如此，地緣政治和軍事上更是如此。
這些年來，美國在世界體系中得到了太多的好處，維持美國全球霸權成為理所當然。一旦其獲益進程受阻，焦慮感就產生了。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戴維·肯尼迪將其歸為經濟壓力、世界格局重塑、美國無法從中東脫身而導致的“自由浮動的焦慮”在彌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