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來源：商務部、海關總署
作為世界排名前兩位的經濟體，中國和美國的經貿關系牽動著市場神經，受到全球矚目。尤其是近期中美貿易摩擦升溫，讓兩國經貿的一些熱點問題再次引發廣泛關注。美對華貿易逆差是怎么回事？中美雙向投資究竟誰更受益？中方知識產權保護有沒有傷及美企？中美之間，誰在真正維護多邊貿易和自由貿易？
把中美經貿關系中的這些基本問題理清楚、算明白，有利于準確把握兩國經貿關系的來龍去脈、促進中美雙邊經貿平衡健康穩定發展。近日，本報記者走訪了部分專家，共同算一算中美經貿的幾筆細賬。
美對華貿易逆差到底有多少？
根據經合組織和世貿組織的貿易增值計算方法，美對華貿易逆差規模至少要比美方公布的數字少1/3
據美方統計，2017年，美中貿易逆差的總額為3752億美元；而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為2758億美元。美中貿易逆差究竟有多少？為何出現如此大的差異？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認為：“目前的美中貿易狀況是市場形成的，歸根結底由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產業競爭力和國際分工決定。如果考慮到統計方法、轉口貿易、服務貿易等因素，美中貿易逆差實際上沒那么大。”
從統計方法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某一產品的生產流程通常是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美國算法堅持將全部順差都統計在終端產品出口國的頭上，無法客觀反映貿易失衡與價值分配。以經合組織和世貿組織的貿易增值計算方法為據，才能真正顯示一國在價值鏈中的獲利情況。
中國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經濟戰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說，以蘋果手機為例，目前在中國加工組裝的蘋果手機，大量配件是從韓、日等地進口，“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實際上包含了美對日、韓等國的部分貿易逆差。”根據經合組織和世貿組織的貿易增值計算方法，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規模至少要比美方公布的數字減少1/3。
從轉口貿易看，中美兩國貿易中有一部分是第三方轉口的。在貿易統計中，美國把中國香港轉口貿易額籠統地計算在中美貿易里，但這其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國之外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香港的貿易轉口。另一方面，美方在做貿易統計時，出口金額按離岸價格計算，進口金額按到岸價格計算，從而將裝卸、運輸和保險等費用的雙倍數額計入對華貿易逆差。
從服務貿易看，美國政府公布的貿易數據只包括貨物貿易，并沒有反映服務貿易，而中國正是美國服務貿易的最大順差國。商務部發布的數據顯示，過去10年間，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增長了5倍。2017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541億美元。“如果僅從貨物貿易角度來討論中美貿易失衡，而忽略了兩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全貌，失之偏頗。”中國人民銀行參事、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盛松成說。
可見，美中貿易逆差既是客觀存在，也有統計假象；既是市場作用的結果，也與美國政府限制對華高技術出口大有關系。美國研究機構的報告顯示，如果美國放寬對華出口管制，其貿易逆差可減少35%左右。美國稅制政策也不利于美增加出口。
事實上，不只對中國，美國對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存在貿易逆差，這是產業結構和競爭力的體現。美國經濟以服務業為主，低儲蓄、高消費，在這種“提前消費”的需求環境下，美國必然依靠進口來彌補國內生產的不足，從而不可避免地出現貿易逆差。
此外，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客觀上需要通過貿易赤字向全球提供美元，以平衡國際收支，減輕美通脹壓力。美國可以直接用美元換取實物資源，并通過資本回流彌補“儲蓄缺口”。美國位居全球產業價值鏈中高端，又擁有強勢貨幣，能從其他經濟體進口大量質優價廉的產品來維持較低通脹率,其中就包括大量中國商品，而這些又好又實惠的外國貨也提高了美國消費者實際購買力。對美國而言，這是受益，而不是吃虧。
美企在華投資利潤高不高？
美資企業全球海外分支機構銷售總額增長的1/3來自中國市場。近兩年美企在華銷售額增速繼續跑贏其全球水平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7年美國在華新設外商投資企業1385家，同比增長8.7%，實際投入外資金額210.1億元人民幣。今年一季度，美國在華新設外商投資企業355家，同比增長43.7%。
對不少美資企業來說，中國市場已成為其業務增長源的大頭。絕大多數在華美企業績良好，中國市場是其重要增長點和利潤中心。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5年在華美企實現銷售收入約5170億美元，利潤超過360億美元。
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顯示，2010至2015年間，美資企業全球海外分支機構銷售總額增長的1/3來自中國市場。同時，美資企業在華銷售額增速在2016至2017年間繼續跑贏其全球水平。
美國企業來華投資本應是互利共贏的，但如果細算賬，美方獲得的實惠更多。
還是以蘋果手機為例，蘋果公司通過全球生產布局，將手機的組裝和制造放在中國，降低了生產成本。中國企業雖然承接了幾乎全部蘋果手機的制造，但從中獲利有限。第三方機構調查顯示，一部蘋果7手機，在價值153.88美元的核心電子元器件中，中國僅1家公司參與電池供應，價值約2.5美元，而美國企業僅在提供核心元器件一項上就賺得64美元。
再以汽車為例。2017年，美國通用汽車及合資企業全年在華零售銷量突破400萬輛，已超過其在美國本土銷量。通用汽車去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通用汽車在全球最大的市場，第三季度中國銷量占集團總銷量比重為42.38%，增速達12.3%，而通用北美部門的汽車銷售收入同比下降20.16%。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白明說，中美開展經貿合作，既是雙方優勢互補的自然結果，也是國際產業分工、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選擇。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和高素質、低成本的勞動者隊伍，而美國的科技實力、創新能力強，服務業發達，占據全球價值鏈上游，“雙方已形成高度互補關系，這是中美進行務實合作的強大基礎。”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始終認真履行承諾，是多邊貿易、自由貿易的積極維護者、建設者和貢獻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勇認為，在利用WTO規則解決相關問題方面，中國發揮了模范作用，維護了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反觀美國，白宮在國際關系上不按規矩出牌，屢屢無視規則、不守承諾。這次，美國借“301調查”對華發動貿易戰，“一定程度上說，是本屆美國政府保護主義思想嚴重情緒化的反映。”
“中國制造2025”存在市場準入歧視嗎？
已有多家美國企業參與“中國制造2025”的實施。“中國制造2025”不存在限制性、歧視性和排他性內容
“美對華301調查報告對‘中國制造2025’橫加指責，并把制裁火力對準‘中國制造2025’重點發展的航空航天、汽車、化工和信息產業，其理由是中國產業政策存在市場準入歧視。這是美國政府基于錯誤事實做出的錯誤判斷。”中國工程院制造業研究室主任屈賢明說。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認為，從本質上看，“中國制造2025”與美國“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并沒有什么區別。“中國政府多次公開表示，以開放心態、創造開放環境來推進‘中國制造2025’，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不存在限制性、歧視性和排他性內容。”
黃群慧舉例說，目前，已有多家美國企業參與到“中國制造2025”的實施中，如美國佐治亞理工與國家增材制造創新中心合作開展聯合研究和人才培養，GE公司與哈爾濱電氣集團在燃氣輪機制造領域開展合作。在組建制造業創新中心方面，國家增材制造創新聯盟已有3家海外成員單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趙昌文說，在很多戰略性產業領域，中美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共生共榮的關系。中國從美國等國家采購零部件和中間產品，然后加工組裝再出口到美國或者第三方。中國是美國汽車零部件第三大出口市場、建筑設備第二大出口市場、智能電網產品第七大出口市場、可再生能源產品第八大出口市場。對美國來說，限制或禁止部分零部件或產品出口中國，對雙方的企業都會造成傷害。
美企對華投資有沒有遭遇強制性技術轉讓？
中美企業之間進行技術轉讓，完全遵循公平、自愿、協商一致的原則，是雙贏之舉
在日前美國公布的所謂“301調查報告”中，美方認為中國使用合資要求、股比限制和其他外商投資限制來強制或迫使美國企業轉讓技術。那么，中國是否存在強制性技術轉讓問題？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示，在中國外資管理相關規定里，從來沒有強制外資企業向中國合資企業或者向合資方轉讓技術的要求。“中國制造2025”以及相關政策中，也沒有任何強制外國企業轉讓技術的規定。企業是通過自主開發獲得技術還是通過商業合作獲得技術，都是企業的自主行為，中國政府從未干預，也不會做出限制性的規定。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認為，中國走的是法治化市場經濟道路，市場經濟最看重契約精神，中美企業之間進行技術轉讓，完全遵循公平、自愿、協商一致的原則，是雙贏之舉。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指責中國汽車產業政策違背了WTO原則，并認為中方‘竊取’了美國企業的技術。其實美方忽視了中國汽車產業在不同階段發展的特性，也忽視了中國市場為美國汽車產業做出的貢獻，而他們對所謂‘不公平原則’的認知也是錯誤的。”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董揚說。
董揚認為，美國政府不能把兩個汽車產業發展狀況相異國家的產業政策以公平名義畫上等號。中美國情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就汽車行業來說，外國整車企業要求獨資的呼聲并不高，因為中方的資源、人力等要素在合資企業的貢獻度越來越大，中美合作對雙方都有利。”
合資或合作經營，目的是“大家一起干、一起賺”，通過這類方式，以美國為代表的外資企業在華獲利頗豐，很多美國公司據此獲得了遠超其本土的營收。換言之，美資企業來華淘金，不是“虧大了”，而是賺得“盆滿缽滿”。
中方是否操縱人民幣匯率獲取了貿易利益？
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中國也沒有通過匯率貶值謀得額外貿易優勢。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有目共睹
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總有一些美國機構給中方扣上“匯率操縱國”的帽子。
“自從3月份美國提出對我國加收關稅以來，人民幣匯率基本沒受到影響。這一點從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經濟數據可以得到印證，經濟指標持續穩中向好，為人民幣匯率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認為，中國不存在用人民幣貶值應對貿易摩擦的可能性，用貶值應對貿易摩擦也不是最優選擇。
“即使是面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中國也沒有采取匯率貶值方式謀得額外貿易優勢，反而是為了國際大局利益做出犧牲，采取手段穩定匯率。”趙慶明說，比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很多國家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大幅貶值，有的國家匯率貶值50%以上甚至超過100%，中國則保持人民幣不貶值，支持遭受危機的國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1994年的8.7到1998年的8.27左右，一直穩定到2005年，體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從數據看，盡管2014至2016年，人民幣兌美元確實呈階段性貶值，但此期間中國外匯儲備余額不斷下降。2015年和2016年，中國外匯儲備分別較前一年下降5126億美元和3199億美元，這明顯不符合“匯率操縱”的論斷。
“事實上，這一階段人民幣貶值主要是受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預期等因素影響。”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主任李世剛指出，央行外匯管理的方向是為市場提供必要的美元流動性支持。“這么做，既不是為了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也不是為了刺激出口而搞競爭性貶值，更不是為了阻止人民幣匯率市場化調整。中方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求得平衡的努力，有效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無序調整導致的負面溢出效應和主要貨幣的競爭性貶值，這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都是有利的。”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近日表示，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能很好地服務個人和企業，也可以讓中國及外國公司方便地進行貿易和投資，“未來外匯市場也會運行得更好。”（本報記者 杜海濤 王 珂 王 政 齊志明 王 觀）
《 人民日報 》（ 2018年04月23日 1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