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期的馬克思
17歲的一天，馬克思走入學校，交上了自己的中學畢業論文。雖然與身邊的同學相比，他的面容稚氣許多，但眼神堅定而自信。幾天后，這篇論文到了馬克思的歷史老師、學校校長胡果·維滕巴赫的手中。他仔細讀完文章，在空白處批閱道：“非常好。”
這篇論文的題目是《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近200年后，人們依然熟知、甚至依然能背誦的那段話便出自此文——“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17歲的馬克思神采飛揚地為自己寫下了未來的路。崇拜者從這個起點開始謳歌他的高尚，異見者從這個起點開始腹誹他在唱高調。“高尚也好，高調也罷，重要的是，他后來確實是如此踐行的。他就是把職業當成了事業，他就是把高調唱成了高尚。”《馬克思靠譜》一書執行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鐘君向“環視聽”記者感慨道。
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
1818年5月5日，馬克思出生于德國特里爾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很有意思的是，如果用今天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年輕人的價值觀來衡量，馬克思簡直就是那個“我們奮斗半輩子想要成為的年輕人”“出生在終點的孩子”——他的父親亨利希是猶太人，在高級訴訟法庭擔任法律顧問，多年來一直是特里爾律師協會的主席，很受當地人的尊敬。后世學者通過他們家繳納特別稅的金額推斷，馬克思一家屬于特里爾前5%的高收入人群，位于金字塔的尖端，“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畫像”。
馬克思是家中的第三個孩子，前面有一兄一姐，但在他出生后不久，哥哥夭折了，他成了家中的長子。后來他又有了2個弟弟和4個妹妹。在姐妹們的回憶中，馬克思頑皮起來會“把她們當作他的馬”從山坡上“驅趕下來”，會用臟手拿著骯臟的生面團做成的“蛋糕”喂給她們吃。但聰明的馬克思，總會在惡作劇后講述動人的故事，讓姐妹們不至于真的生氣。這又是當代年輕人朋友圈里艷羨的中產階級標配：不獨生，兩孩以上，作伴長大。
馬克思的成長方式，更是現在被奉為圭臬的那一套中產階級理念：愛與自由。在現存馬克思與父母的通信中，他的父母寫得最多的是“我愛你勝過一切”“有了你，我已心滿意足”“永遠像你父親愛你那樣愛你的父親”……馬克思從家庭中收獲的是豐盈的愛，于是得以無憂無慮，放縱著天性，自由地生長。他的父親，就像大家所設想的律師們一樣，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在家中的庭院、樓上的書房里，年幼的馬克思都曾被父親抱在懷里，聽他念誦法國作家伏爾泰和拉辛的作品。等到馬克思12歲，就被送進當地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學，成了班里年齡最小的學生之一。
特里爾這座城市很特別，在馬克思出生之前，拿破侖戰爭時期，它被劃歸法國，并且依照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原則進行管理。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特里爾都浸潤在言論自由、契約自由、民事權利平等、保護私有財產的寬松氛圍中，這種氛圍是德國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的。在馬克思出生前4年，特里爾回歸普魯士，但這里依舊是德國自由主義最為活躍的地區。
在完成那篇論文后不久，1835年10月的一天，馬克思凌晨4點就起了床。這一天，他將離開溫暖的家、離開熟悉的特里爾，前往波恩讀大學。全家人一起出動，到汽船碼頭送他離開。這是他人生中首次離家遠行，結果成了終生的遠行。
“遇見了”黑格爾
在成為如今人們所熟悉的那個馬克思之前，他也曾是叛逆的青年。初到波恩，馬克思就被那里盛行的浪漫主義感染了，差點成為一個詩人——雖然子承父業就讀法律系，他卻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詩歌創作上。后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高昂激越、如“汪洋大海里跳躍著的波濤”一般的文字風格，不知是否來自于此。但在當時，他沉迷于寫詩只能增添父親的煩惱，“如果看到你成了一個平庸的詩人，我會感到傷心的”。
馬克思讓父親煩惱的可不只是不務正業。在波恩大學的第一學期，他經同寢室的老鄉介紹，加入了特里爾同鄉會，并很快成為5名領導者之一。這個同鄉會的主要活動就是喝酒。許多個夜晚，馬克思與會員們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借酒吵鬧。寄回家的賬單更是表明，那時的馬克思格外放縱自己的欲望——他在一年里花掉了700塔勒（當時的一種銀幣）。“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當時的富家公子一年也不過花掉500塔勒。按照購買力來算，700塔勒相當于現在的14萬元人民幣。這一切終于促使父親安排馬克思轉學去柏林大學，而這成為馬克思一生的重要轉折點之一。”鐘君說。
柏林大學的面積是波恩大學的3倍，但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氛圍。有柏林大學的學生在信中這樣形容：“在這里根本用不著考慮飲宴、決斗、集體娛樂之類的問題。在任何其他大學里都不像這里這樣普遍用功，這樣對超出一般學生之上的事物感到有興趣，這樣向往學問，這樣安靜。和這里的環境比起來，其他的大學簡直就是酒館。”馬克思很快被柏林大學的學風所影響，開始“野馬收心”專心于學術研究，不僅認認真真讀起法學功課，還愛上了哲學。伊曼努爾·康德成了他的第一位導師。
在馬克思出生之前，康德就去世了。不過即便在世，兩人應該也難以發生交集。這位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一輩子都過著單調的學者生活，至死未踏出過出生地柯尼斯堡。康德在一座城市停留了一生，但他的精神世界沒有邊界：“世界上有兩件東西能震撼人們的心靈：一件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標準；另一件是我們頭頂上的燦爛星空。”
或許正是這樣浪漫的精神世界吸引了馬克思。來到柏林大學的第一年，馬克思就雄心勃勃地試圖創造一種抽象法哲學體系，“體系的綱目近似康德的綱目”。他洋洋灑灑寫了300多頁的書稿，卻越寫越苦悶，壓根兒沒法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出現了一條橫跨在抽象體系和具體問題之間的巨大鴻溝。鐘君解釋道：“康德的思想系統自成一派，其中核心的三大著作《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被合稱為‘三大批判’。這都是對馬克思啟發很大的部分。但馬克思漸漸發現，康德太務虛了，總像是在做數學題目，用一個原理來證明另外一個原理，那么抽象的原理和具體的事實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呢？沒有答案。這成了馬克思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當時，馬克思已經因為通宵達旦的學習和沉重的精神壓力病倒了。醫生建議他換換環境，于是他去了柏林附近的斯特拉勞小村莊休養。綠樹清波、鳥鳴犬吠，都無法緩解馬克思的煩惱，結果是黑格爾救了他。
黑格爾曾是柏林大學的校長，不過在馬克思入校之前，他就已病逝于任上。馬克思很早就讀過老校長的一些文章片段，卻“不喜歡它那種離奇古怪的調子”。這回養病，他不僅“從頭到尾讀了黑格爾的著作，也讀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終于“誘入敵人的懷抱”。
在寫給父親的信中，馬克思如此形容這次思想上的蛻變：“就像狂人一樣在‘沖洗靈魂，沖淡茶水’的骯臟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園里亂跑，我甚至和我的房東一塊去打獵，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擁抱每一個遇見的人。”在鐘君看來，黑格爾吸引馬克思依靠的兩大秘密武器：一是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二是貌似強大的概念辯證法。“黑格爾第一次把整個自然的歷史和精神的世界描寫成一個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事物不是靜止的，是變動的。”最終，馬克思的“帷幕降下來了，我最神圣的東西已經毀了，必須把新的神安置進去”。
那些人人艷羨的、他生而擁有的東西，自此退場了。
“一下子都成了費爾巴哈派”
1838年5月，20歲的馬克思收到了父親亨利希去世的消息。在去世前不久，亨利希還寫信表達了對馬克思“雜亂無章，漫無頭緒地踟躇于知識的各個領域，在昏暗的油燈下胡思亂想，蓬頭亂發”的憂心忡忡，迫切地希望馬克思不要“與外界交往的藝術僅限于一件骯臟的房間”。他不能理解兒子天才大腦里的思考，但仍以深沉的父愛為兒子提供經濟上的雄厚支持，讓馬克思免于生計煩憂。馬克思終其一生都保持著對父親的熱愛，一直貼身帶著父親的一張照片，但他從來都不把照片拿給陌生人看，“因為它已經很不像原來的樣子了”。
亨利希的去世導致馬克思家的收入大大減少，在畢業后盡快找到一份工作成了馬克思的當務之急。1842年10月，在獲得博士學位后，24歲的他有了第一份穩定的工作——《萊茵報》主編。不，更準確地說，他第一次走出了舒適的中產階級，第一次離開了懸浮于半空的象牙塔，看見了貧困的底層民眾。
當時，萊茵省議會正在討論一項名叫《林木盜竊法》的新法案。這項新法案的目的是要懲罰那些到森林里撿枯枝來生火做飯、維持生計的人，因為在土地私有者看來，未經允許私自撿拾森林里的枯枝，就是盜竊。“黑格爾提出過一個‘絕對理念’，即絕對化和神化人的理性。這其實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在黑格爾眼中，國家和法律就是這種絕對理念的化身，普魯士政府就是這樣一個‘理想國家’，永遠堅持公平和正義，永遠代表著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但嚴酷的現實，讓馬克思從‘天國’回到了‘人間’。”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陳培永對“環視聽”記者說。
面對省議會和土地私有者的步步緊逼，年輕氣盛的馬克思挺身而出，為保衛“政治上和社會上備受壓迫的貧苦群眾”而進行了尖銳的批評，“為了保證自己對森林條例違反者的控制，省議會不僅打斷了法的手腳，而且還刺穿了它的心臟”。陳培永感慨道：“正是在積極參與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過程中，馬克思看到了基于物質利益的階級之間的沖突，并清醒地認識到，普魯士絕不是黑格爾所說的什么‘理想國家’。這動搖了他對黑格爾的信仰。”
《萊茵報》在馬克思手中變得極具活力與攻擊力。該報的一位撰稿人曾這樣描寫道：“普魯士和德意志擁有的一切年輕的、有新鮮自由思想或者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這里避難來了。他們使用各式各樣的武器，進行斗爭，莊重、嘲弄、博學、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詩歌，為著共同的目標而結合一起，書報檢查官和警察與他們的爭斗是徒勞的……”1842年的最后幾個月，《萊茵報》揚名全國，發行量比原來多了一倍多。這很快得罪了利益集團，馬克思不得不辭去《萊茵報》主編一職。
失業的馬克思轉頭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與燕妮結婚，接著準備去巴黎和同伴一起創辦刊物《德法年鑒》，最后他給幽居鄉間的費爾巴哈寫了一封信，邀請他為《德法年鑒》創刊號寫一篇文章。為什么是費爾巴哈呢？因為馬克思在對黑格爾感到失望時，恰好收到朋友寄來的一篇費爾巴哈的文章《關于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這讓他“一下子都成了費爾巴哈派”。
費爾巴哈曾是黑格爾的學生，可以說和馬克思是師兄弟關系。只不過這位師兄早早就背離了老師的觀點，走上了唯物主義的道路。他認為，不是存在來自精神，而是精神來自存在。他的思想成果使得黑格爾哲學的基礎被完全顛倒過來。
可是費爾巴哈沒有接受這位小師弟的邀請。他長期住在幽靜的鄉村，集中精神思考問題，是個精神上的離群獨處者。熱情的馬克思獨自向前。“他從費爾巴哈那里學會了唯物論。但他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并沒有迷信權威，反而汲取了黑格爾的精華和費爾巴哈的精華，進行了改造，最終形成了唯物辯證法。”鐘君說。
1845年，以《關于費爾巴哈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完成為標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基本形成，揭示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并據此得出社會主義必將代替資本主義的結論，把社會主義建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基礎上，從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塊理論基石。
成為一名“盜火者”
在柏林大學時，馬克思曾參加了一個黑格爾派的討論小組“博士俱樂部”，成員大多是大學講師、中學教員和作家。馬克思加入“博士俱樂部”時剛滿20歲，但奇妙的是，每當他加入一個新團體，就能成為這個團體的精神中心。
俱樂部的領路人布魯諾·鮑威爾，被公認為是黑格爾最卓越的弟子，從1834年就在柏林大學講神學課。他比馬克思大9歲，但很快就把馬克思當作自己最好的伙伴。馬克思對亦師亦友的鮑威爾也頗為信賴。在柏林的最后3年里，他僅聽過兩門課，其中一門就是鮑威爾講的《以賽亞書》。后來馬克思在博士論文選題、就業選擇上，都聽取了鮑威爾的建議。
馬克思接受了鮑威爾要求他盡快畢業的意見，決定在一所較小的大學接受博士文憑，同時發表自己的博士論文。正是在這篇博士論文的序言里，他展示了自己烈火般不可抑制的戰斗熱情：“只要還有一滴血在哲學的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中跳動著，哲學就永遠會像伊壁鳩魯那樣向著它的反對者喝道：‘那擯棄庸眾所信的神靈的人，不是不敬神靈的人；那附和庸眾關于神靈的意見的人，才是不敬神靈的人。’”“對于那些抱怨哲學在社會上的地位似乎日益惡化的人，哲學像普羅米修斯回答諸神的仆役海爾梅斯一樣地回答道：‘你要知道：我寧肯忍受痛苦，也不愿受人奴役。’”
這篇序言讓鮑威爾大吃一驚。鮑威爾是一個在言論上十分革命的人，但他所考慮的從來都只是哲學上的革命，并且指望的是國家政權的支持。他還宣誓效忠于德意志國家的最高觀念。馬克思這些立志要當“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的自白，在鮑威爾眼里就顯得“火氣過旺”。
“博士俱樂部”開始分化了。鮑威爾帶著一批人加入一個“自由人”團體，特意做出一些瘋瘋癲癲的行徑，在大街上列隊行乞，在酒樓妓院胡作非為，下流地侮辱毫無防衛的牧師，認為這才是政治革命家和社會革命家。
1842年11月，“自由人”為了利用《萊茵報》進行論爭，粗暴地對馬克思的編輯工作進行干涉。憤怒的馬克思回復了一封措詞相當尖銳的信。自此，馬克思與鮑威爾以及“博士俱樂部”的伙伴們徹底決裂。
“馬克思年輕時就是這樣一個人——雖然我們是朋友，我們有共同的利益，但我仍然要堅持我的信仰，不會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就承認你的觀點。他不僅是對比較早的鮑威爾如此，后來與一個陣營的無產階級領導人魏特琳、蒲魯東也發生過激烈的論爭。魏特琳是主張暴動密謀的左派，蒲魯東是主張倒退的右派，但這對馬克思來講，沒什么區別，他不看立場和身份，也不管私情或私怨，只看是否實事求是，符合真理。”鐘君說道。
為抗議普魯士政府查封《萊茵報》，馬克思在該報刊登過一副政治漫畫——被鎖鏈鎖住的普羅米修斯。這既是馬克思的自我寫照，也是他的人生追求：成為一名“盜火者”，為守護真理之火、信仰之火，不懼與任何人斗爭，不管是敵人還是朋友。（人民日報中央廚房·環視聽工作室 鄭心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