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學家、中國思想史研究名家、南開大學榮譽教授劉澤華先生，于北京時間2018年5月8日15時28分在美國西雅圖病逝，享年83歲。
劉澤華先生長期為人民日報惠賜大作，在人民日報刊發過《討論劉知幾的史學》（1961年5月25日）、《歷史研究應關注現實》（1998年6月6日）、《中西古代政治學說之比較》（2015年6月23日）、《史學重在探尋規律探討命運》（2015年8月27日）、《法家眼中的以人為本》（2016年6月28日）等文。為了紀念劉澤華先生，本期思享者特刊發先生系列文章（包括已經公開發表的和尚未公開發表的），以表達對先生最深切的懷念。
劉澤華
石家莊人，1935年2月生。1958年在南開大學留校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曾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南開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首屆主任，“985工程”三期建設重點項目“中國思想與社會創新基地”主任，兼任國內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幾十年來，一直致力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有《中國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主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集》(三卷本)《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中國的王權主義》《專制主義與中國社會》(合著)《洗耳齋文稿》《士人與社會》(先秦卷)《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合著)等學術著作，出版有個人回憶錄《八十自述》，在《歷史研究》《哲學研究》《政治學研究》《紅旗》等刊物上先后發表百余篇高質量論文，產生了重大的學術影響，被譽為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南開學派”(王權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
法家眼中的以人為本
劉澤華
以人為本”四個字家喻戶曉。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儒家論述這種思想的文章比較多，而法家的相關論述似乎很少。其實，法家思想中也有以人為本的內容。
《管子·霸言》篇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這表明，“王”“霸”“霸王”等概念，在春秋時期就提出來了。戰國時期，“霸王”作為褒義詞使用得很普遍。孔、墨對“霸”基本上是肯定的。孔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在孔子眼里，“王”與“霸”沒有明顯的對立，但“霸”指諸侯扮演了“王”的角色，比“王”稍遜一等。其后，“王”與“霸”分化為不同的政治路線。商鞅游說秦孝公，就明確分出帝道、王道與霸道，王道行禮，霸道行法。孟子把“王”與“霸”視為對立的政治路線，認為“霸”是對“王”的破壞與否定；“以力假仁者霸”，即行霸道者將講仁義作為招牌和旗幟，實質上是用武力說話。在董仲舒以后，“王”與“霸”對立成為儒家的主流觀念。
法家則在很大程度上認為“王”與“霸”相通，霸王之道的目的是“爭人”。《管子·正世》中說：“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這里雖區分了“王”與“霸”，但兩者不是對立的，而是等次關系。“爭人”需要以利為紐帶，讓百姓獲得切實利益；反之，不考慮民利，一味盤剝，只會引起百姓的逆反。說到利，最重要的是賦役問題。法家明確提出“度量”概念，并用“度量”關系去分析和說明政治的治亂。韓非子提出“論其稅賦以均貧富”。《正世》篇和韓非子都把“度”“度量”稱為“齊”。所謂“齊”，就是既不能“急”，也不能“緩”，要適中。這與孔子所說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意思基本相同。
愛民、利民、惠民、富民，這是儒家和法家都認可的主張。法家主張凡事要依法行事、一斷于法，把法作為察言、觀行、考功、任事的準繩；并從不同方面說明法是固定化的程序，是從個別事物中抽象出來的關于事物的一般、普遍的規定，因此又將法稱為事之“常”。同時，法家有很多關于君主高于法的論述。《管子·君臣上》說：“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所以從根本上說，法家所謂法治其實是人治；法家所認定的是等級法，沒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義。
法家論述以人為本，根本目的是“用民”。《管子·法法》中說：“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商君書·算地》說得更直白：“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也就是說，治國者講愛民、利民等不過是手段，目的在于用民。法家是“力”的謳歌者，當時是拼“力”的時代。一個國家進不能攻、退不能守，即使有賢明君主，也不能不屈服于強國。力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藏于民間。君主用賞罰的目的就在于利用民力。其實孔子倡言道德，也是為了使民，正如他所說的：“惠則足以使人。”在使人這點上，儒法有相通之處。我們今天講以人為本，可以批判吸收法家愛民、利民的思想，但一定要摒棄其中包含的使民、用民的功利思想。
史學重在探尋規律探討命運
劉澤華
自古以來，我國史學就強調“經世致用”。周初提出“夏鑒”“殷鑒”，其后又有“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以古為鑒，可知興替”“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等。概而言之，就是“以史明道”。道的含義很廣，要義有“道理”“道路”“知然否”等。這些精辟之論都隱含著我們所說的規律問題，規律問題也就是命運問題。史學的內容那么多，如何探求命運問題呢？
探討規律、命運問題，首先要敢于面對歷史的真實。歷史一去不復返，考古可以顯示部分本相，但多數靠歷史著作的記述來傳遞。由于人們立場、觀念的差別，歷史記述本身就有“真”“虛”“假”的問題，即“直書”“曲筆”“虛言”等差別。后人對歷史的認識，同樣因立場、觀念的差別，又加了一層“真”“虛”“假”。因此，歷史研究者的首要之責是求歷史之“真”。誠如錢大昕所說：“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求“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僅要有充分的才、學、識、德，還要敢于面對由于利益糾葛而出現的掩飾、扭曲歷史之“真”現象，因而還要有“膽”。只有揭示歷史之“真”，才有可能求規律、說命運。
弄清歷史現象之“真”是探討規律、命運問題的第一步，進一步則是探求歷史內在的本質之真。本質不是羅列材料的直觀認識所能達到的，要靠抽象。比如歷史上的租佃關系，把現象揭示出來固然要下很大功夫，但其本質是什么？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占主導地位的認識是地主對租佃者施“仁義”、養活了租佃者。蘇軾說：“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從蘇軾的言辭看，當時頗為流行的看法是地主家對佃戶行“仁義”，而蘇軾的看法具有反潮流性，非常了不起。同時代的李元弼說的就與蘇軾相反：“佃戶勤強，便足衣食，全藉主家照顧。”呂陶說得更直接：“天下之自耕而食為天子之農者，十無二三；而食于富人而為之農者，蓋七八矣。”佃戶是“食于富人”的。盡管有思想家對惡劣的地主進行過撻伐，但主、佃是誰養活誰？多數人認為佃戶是被地主養活、靠地主而得生的。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認定是地主剝削佃戶，而得出這一結論的理論依據是剩余價值學說。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學說把古今剝削規律的謎底基本說透了，這才真正揭示出歷史內在的本質之真。
司馬遷說的“通古今之變”，就是要探尋規律、探討命運。本質性連續就是規律，而不論現象有怎樣的變化和變形。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變”？比如，當前我們常聽到關于社會不公的聲音。如何認識和對待社會不公問題，需要歷史地考察。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快速發展不可避免地使許多歷史中的問題更加凸顯，這些問題也關涉規律和命運。其實，像社會不公這類問題有更深層的歷史原因，需要史學參與解析。勇于面對現實的史學應該能夠提出可資參考的解決之路，但實際上我們的史學還沒有頂上來，功能還亟待全面發揮。
托克維爾說過：“當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心將在黑暗中徘徊。”當今時代，我們面臨很多有關民族和人類命運的問題，史學應該走到前臺來。
獨尊儒術與內部分化
——派中有派說怪不怪
（此文尚未公開發表）
劉澤華
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過，就實而論，董仲舒的建議實際上無法完全實現，有兩個原因：其一，儒家是被尊了，但儒家之外的各種學說依然存在：其二、儒家也沒有全納入“獨尊”行列，受尊的是儒家經典《五經》和特定的解釋經典的“傳”與“說”。
“傳”與“說”就有明顯的個性和相對獨立性。說《春秋》的就有多家，《春秋公羊傳》從武帝時便立為官學。《公羊傳》立的是“胡母、董氏(仲舒)派”。后來“胡母、董氏派”分出“嚴(彭祖)氏學”和“顏(樂安)氏學”。嚴、顏二學在宣帝時均立為博士官學。其后嚴、顏二學又有分化。如:顏氏之學分化出“冷(豐)之學”、“任〔公)之學”,“筦(絡)之學”，“寅(都)之學”等。《尚書》先后立于官學的，有“歐陽氏學”、“大夏侯(勝)學”、“小夏侯(建)學”。在傳承上“小夏侯學”又有“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之學”。祖師之學可能進入官學，徒子徒孫之說多半屬于在野之學。
《尚書》先后立于官學的，有“歐陽氏學”、“大夏侯(勝)學”、“小夏侯(建)學”。在傳承上“小夏侯學”又有“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之學”。
儒學分化之狀可以概括為:“經”中分派，“派”中分學，“學”中分家。“派”、“學”、“家”常常是混用。被尊為官學的都是由皇帝欽定的，照例說，應該是一成不變的吧。然而官學內部又不斷地分化。學術、學問、求個性的本能以及為爭名利、搶仕途的競爭，必然會突破固定的教條。哪怕在大框架上無大差別，在框架內也會增加個性色彩，翻出新樣。正如徐防所說；“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諸家分析，各有異說。”
在儒學的傳授中，章句繁簡問題不是個技術問題，也涉及解釋的多樣性問題。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達十萬字，解釋“曰若稽古”一句竟至三萬言（見《漢書·藝文志》師古注）。秦文早佚，無從分析，但沒有旁征博引和駁難新說，如何會有如此多的文字。煩瑣，不妨說也是以破成說和破師法為條件的。煩瑣，自有煩瑣的弊病，像劉歆指出的；“分析文字，煩言碎辭，學者疲老不能究其一藝。”但煩瑣本身又何嘗不是多樣化的一種表現?為了解決煩瑣問題，在傳授中又出現了刪繁就簡的趨勢。這個問題在昭宣時就已提出，兩漢末更加突出。儒者中出現了刪繁就簡的要求。到東漢，刪繁就簡已成一家之學。東漢前期大儒恒榮習歐陽《尚書》，初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桓榮兒子桓郁傳家學，后又“刪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植君大小太常章句。”《后漢書》中多有刪繁就簡的記載。由于這些書均亡佚，無法比較，但有一點可推斷:繁簡的思維方法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章句之學與“大義”、“大道”、“義理”、“經旨”之間也有復雜的統一、矛盾關系。大、小夏侯之爭的中心就是章句與大義能否統兼問題。一批有思想、有獨立意識的儒生程度不同地反對拘泥章句。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班固“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桓譚“遍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章句對思維程式化極為有用，是實現文化專制和禁錮思想的有效手段。正象徐干在《中論》中批評的，章句之徒“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與，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有思想的人是不會固守章句之學。從統治者的利益看，僅靠這種庸才也是難成事的。在兩漢，章句之學與大義之學形成儒家中兩種不同發展方向和兩種不同思維方式，兩者之間的爭論促成了官學乃至整個儒家的多樣化與多元化。東漢時期不遵家法章句已相當普遍，東漢時期有幾位大儒，幾乎都不遵從硬性的章句成說。（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思享者工作室張垚、劉學）
看到有學者在紀念劉澤華先生的文章中引了一段他女兒劉琰的話：“給老頭從信箱里發幾個字，看郵箱里有沒有信是他坐在電腦前的唯一動力，也是他能對自己有信心的唯一鼓勵。”5月10日早晨，看到這段文字的我，忽然就難過和悔恨了起來：怎么就沒有再和先生多發幾封郵件呢？
以編輯身份和劉澤華先生的交往只能歸納為一次在南開他家中的面談和總計15封的電子郵件，涉及的事件概括起來有三：理論版二條欄目的約稿，新媒體工作室策劃儒學研究的討論，關于登門拜訪、樣報稿費、身體狀況等一些具體性的話題。
上周日開會聽一位教授發言，他說，以往的編輯和作者之間通過書信來往，以后能給作者出個書信集，現在的時代，估計只能出個郵件集或者微信集。信息時代，電子文字下面儼然是看不到情緒、摸不到觸感、感知不到心境的，這是技術本身就應該被賦予的價值所在。然而，和劉澤華先生的每次郵件交流，都不是這樣的。
先生會寫：“張堯同志：你是小弟還是小妹？我已八十有過，自我慶幸尚未癡呆。稱你為小弟或小妹，當屬自然。有時我不愛用同志兩字，我們的經歷它太政治化。”得知我名字有三個土之后，先生也會在稱謂上進行調整，寫成了“大地小妹”……讓人看了不禁莞爾。而先生自己呢，郵件落款或是“老頭”，或是“老劉頭”。幽默豁達，親和平易，和印象里本科時代必背的《中國古政治思想史》封皮上的作者名字好不一樣。
先生特別自謙，總愛說自己“老”。要么郵件里寫：“我是聾子，又是老朽，不參加他們的會”；要么會告訴我：“耳背的厲害，這是成了封閉人”；還會自己感慨：“老了，老了，又不在故里，還連續有約稿”，在得知我把照片存在云端后，對我說：“老了，想與少年多交流、接觸、借點靈氣。有人幫助我讓我用云盤，我說在地上還站不穩，何敢望云間？”清晰通透，直接隨性，和想象中的那個被用名字冠以學派的老先生好不一樣。
先生是一位把擔當和責任始終抗在肩上的思想者。他會感慨，有些少壯派“信的是后解構主義，連歷史有否本體都懷疑，只有文本敘述就是了，壓根不相信什么規律、本質等等”。先生還會發出學者的疑問：“現在面臨的種種問題，儒學能開出多少藥方？”直指關鍵、點中要害，先生還是那個先生，始終是這個時代的光源。
2015年11月11日，在南開大學家中見到了劉澤華先生，此生唯一的一次見面持續的時間不長，先生談了和人民日報的淵源。“多年來我反復說命運，25年以前曾寫過一篇《歷史學要關注民族與人類的命運》刊于《求是》，多年之后李炳清老兄有感于時，沒有與我聯系，抽取一部分刊于人民日版學術版。因為我們認識，就隨便了。”多年后，年輕的編輯約先生寫的《史學重要探尋規律探討命運》一文刊發在了人民日報，同樣還是探討“命運”，既牽連起報紙版面的兩代編輯，也傳續著先生對這一問題的長久思考。
先生的家很空曠，他說他常“漂泊”，看得出生活簡單又秩序。先生的書房不是很大，很多書，鋪滿了兩面的墻，掛在墻上的“洗耳齋”三個字，是心態，我覺得更是一種境界。客廳里面那幅經常被刊發的畫像就立在眼前，下面橫著一個鹿的雕塑。為了我們的到來，他準備了茶和香蕉。不能免俗的，我們請先生簽名贈了書。11月的天津，印象中也是很冷，沒有暖氣的屋子里面先生穿得很厚，還披了一件土黃色的外套，雖然對話的時候要聲音很大，但是他都聽得到。
劉澤華先生走了，但是又好似并未離開。他留下的那些厚重的思想和恒久的精神，將永遠牽連著我們對先生的懷念。
“只盼新旅程上，他能比我們瀟灑自在。”
——張垚寫于2018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