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15日，上海。
一群人從靜安寺路51號樓房中走了出來。
大部分是青年人，有說有笑者不少，也有一些人眼圈微紅。還有些年長的先生，不時對身邊的青年囑咐些什么。
他們都是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成員。大家剛剛結束了歡送會。很快，八十多名青年即將踏上赴法留學之路。眾人依依惜別，在樓外照了一張大合影。
據考證，毛澤東參加了這次歡送會，并與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眾所周知，毛澤東從未出國留學。那么，他為何會出現在這里?
開眼看世界
毛澤東為給湖南籍留學生送行而來。
事實上，還不止是送行。
毛澤東與其中許多湖南籍留學生有極深的淵源。
十月革命后，毛澤東、蔡和森等在1918年4月發起了“新民學會”。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這個影響極大的革命團體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組織。
從北大楊昌濟教授處得知有人發起留法勤工儉學后，毛澤東等認為，通過留法，可以直接研究西歐工運經驗，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是個好機會。于是，毛澤東、蔡和森等積極組織，為眾多湖南青年留法進行準備。當年8月，毛澤東毅然率領20多位湘籍學生赴京。到京后，這位“領隊”忙著為同學們聯系解決住宿、學習及赴法經費等問題。
可以說，諸多湖南同學得以順利留法，離不開“新民學會”毛澤東、蔡和森等的幫助。
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蔡和森等人組織協調之余，自己也選擇了出國留學。而手握經費、多方奔走的毛澤東，為何沒有出國留學去呢?
殊途而同歸
當年，毛澤東認為：“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于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
另一方面，新民學會發起人中，蔡和森、蕭子升等都選擇了出國留學。兩人都認為毛澤東是留在國內的最佳人選。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吾輩須有一二人駐此，自以兄在此間為最好”;蕭子升也覺得毛澤東靠譜，認為“去法國的人需要有個可靠的人在北京聯絡”。
第三，毛澤東支持留學，但不主張都到法國一地去，應“散于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在一處。”
第四，毛澤東牽掛他多病的母親。其時毛母患病，由毛澤東兩位舅父照料。毛澤東曾專門致信感謝，并計劃“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擬接到省城治療”。
由于多方面原因，毛澤東沒有選擇留學。但對于那些自己前前后后付出了諸多心血、幫助其走出國門尋找真理的瀟湘子弟，他是寄予了深厚期望的。為此，慨然前來為同道壯行，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據統計，1919年至1920年間，20批次近2000名學生在寰球中國學生會的幫助下赴法留學。從他們中，走出了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陳毅、李富春、聶榮臻、李維漢等眾多優秀的共產黨人。
留法時周恩來在巴黎住所門前留影
西行求真理
在毛澤東致力于探究國內情況的同時，一群有志青年在海外了解了工人階級被壓迫被奴役的現實，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進而成為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骨干力量，并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圖為1921年春，張申府與天津覺悟社部分成員在法國巴黎合影。左起：張申府、陶尚釗、周恩來、張家俊、劉清揚(女)、李錫智(女)
1921年春，國內中共發起組決定在法國巴黎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時在法國的5位中共黨員——張申府、趙世炎、周恩來、劉清揚、陳公培——組成了黨的早期組織——旅法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5月，在幾人的籌備下，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為宣傳委員，李維漢為組織委員。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更名“旅歐共青團”。當時，團組織是半公開的，而黨組織是秘密的，不公開活動。因此到1925年4月，《為孫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歐華人》一文發表時才第一次出現“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區”的聯名落款。
1924年在法國的共產黨員合影。前排左4是周恩來，左1是聶榮臻，末排右2是鄧小平
當時，無政府主義、工讀主義等形形色色的思潮在中國青年包括海外留學生群體中眾聲喧嘩，莫衷一是。周恩來、鄧小平等旅法黨員、團員就通過出刊與演說，在異國他鄉向中國旅歐留學生傳播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思想團結青年學生。
旅歐少共機關刊物：《少年》雜志。1922年8月至1923年底共出版13期
1922年8月，旅歐少共創辦了機關刊物《少年》雜志。該刊以理論宣傳為主。據親歷者蔡暢回憶：“《少年》刊物是輪流編輯，鄧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蠟版，李富春同志發行。有時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時間不定。鄧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黨的工作，而周恩來同志則全部脫產。”
《少年》雜志中的文章
1924年初，為適應國內實現國共合作新的革命形勢要求，旅歐黨、團組織決定聯合創辦機關刊物《赤光》半月刊，《少年》停刊。
《赤光》雜志
說起《赤光》，還有段關于鄧小平的有趣典故。話說鄧小平曾經是《赤光》編輯部最年輕的成員，他刻寫的字黑大、工整又雋秀，力透紙背，印刷清晰，裝訂簡雅，眾人對此贊不絕口。那時候“小鄧”常常左手捏著面包，右手操作印刷，獲得了個“油印博士”的稱號。
“世界杯”正如火如荼。檔案君再說個當時小平同志與足球的故事。剛到法國時，鄧小平起初在重工業城市克魯梭的施耐德鋼廠打工，后來他“跳槽”到巴黎東南約100公里的一個橡膠廠。每月凈收入240法郎，扣除伙食費90法郎后，還剩150法郎。1924年趕上巴黎舉行第八屆奧運會。鄧小平愛看足球。為了看一場比賽，他一狠心，花5法郎買了一張最便宜的門票——一天的飯錢這就沒了——但進場之后，發現位置太差，連球都看不清楚。
鄧小平在施耐德工廠的雇傭登記卡。上面是鄧小平學名“鄧希賢”的音譯。工卡現存施耐德工廠資料室
每逢周末，周恩來等還到近郊的大學區、工廠區、華工區和勤工儉學學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館演說，揭露留學生中那些猖狂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反動分子的真面目，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引導旅歐學生爭取認知馬克思主義。
陳延年、陳喬年二人是陳獨秀的兒子。兄弟倆一度信仰無政府主義。1920年初，兩人來到法國勤工儉學，還成了無政府主義的工余社成員。后來經過斗爭實踐，在周恩來、趙世炎等人的熱情幫助下，終于拋棄了無政府主義，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真正的革命科學，參加了旅歐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陳延年、陳喬年先后在1927年、1928年英勇就義。兄弟二人面對國民黨反對派的屠刀，都表現出了鋼鐵般的意志與堅貞的氣節。
這是一群開放、可愛的年輕人。他們睜開雙眼看世界，他們尋求真理救中國，他們百川歸海找組織，他們一腔熱血衛信仰……
當年追求民族解放，需要青年。如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樣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接續奮斗。
在黨的生日即將來臨之際，回顧一群年輕人千里追尋真理的歷程，讓人不禁感慨：在年輕的時候，將自己的人生理想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緊緊聯系起來,與民族的興衰榮辱牢牢結合起來,才能做出無愧于時代的業績。
(作者：檔案君)
本文檔案資料參考自“不忘初心”——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陳列、國家博物館
責編：畢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