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
締造“深圳速度”的“四頂紅帽子”是誰?
每天綁扎300公斤鋼筋的“鐵姑娘”又是誰?
打破大鍋飯，按勞分配的工資制度
又從何時開始?
讓小青為您揭秘“深圳速度”，
翻開深圳特區第一代建設者們的故事。
故事1：工地上的“牛郎織女”
1983年4月，時任中建三局副局長的李傳芳赴深圳駐點，全權負責三局在深的業務，重點負責國貿大廈的建設工作。李傳芳意識到國貿工程的重要性，干成功了將成為中國建筑信譽和效益的金牌，干失敗了不僅個人前途受損，中建三局也會被趕出深圳。
在她走馬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動員會上嚴肅地宣布了一條鐵的紀律：“我們來了30多對夫妻，從今晚開始必須住單身宿舍。”話音剛落，一些人就笑出了聲。因為李傳芳的丈夫俞飛熊也在工地上，并擔任項目總工程師。她補充道：“全部嚴格實行軍事化管理，我也不例外。”另外，除特殊情況，誰都不準回家，也不準家屬來隊，國貿大廈建設成功那天，這條紀律才能作廢!”頓時，全場響起一片掌聲。
故事2：局長親手煮的面
許多老員工在回憶國貿建設這段往事時都感嘆，“無論是多大的領導，在工地都沒有特權，吃住都跟我們在一起。”
那時的人民南路還是一片泥濘，張恩沛為了讓加班的員工填飽肚子，親自為大家煮從湖北帶來的掛面。有時下雨，他就撐著傘擋住鍋，待面差不多熟了，他一聲“走起”，同事用抹布包住鍋沿，雙手端起鍋，向工棚里沖，張恩沛則撐著傘擋住鍋跟著一路小跑，口中還喊著：“小心點，別撒了!” 至今還有老職工自豪地說，“我可是吃過張局長親手煮的面。”
故事3：“四頂紅帽子”的重任
上個世紀80年代，締造深圳速度的“四頂紅帽子”反復出現在各種報章上。他們是中建三局項目主任、施工指揮王毓剛，支部書記、副指揮厲復興，總工程師俞飛熊和滑模主管羅君東。
第一次試滑，因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的墻體被嚴重拉裂……第二次、第三次試滑實驗均以失敗告終。一時間批評、謾罵聲鋪天蓋地，很多外電記者蹲點等著報道國貿大廈坍塌，“四頂紅帽子”成為人們關注焦點。甲方負責人甚至說，“你們要包賠我的損失，趕早給我滾蛋!”
怎么辦?滑模究竟能否成功?一種烏云壓頂的感覺瞬間襲來，大家沒日沒夜的總結失敗教訓，一頭扎進工地，做實驗、測數據，經過一次次滑模技術實驗，他們終于找到了失敗的原因：光有先進技術不行，物料質量跟不上。
當張恩沛再一次來到現場，在簡陋的會議室，“四頂紅帽子”齊刷刷地站在他的面前，以慷慨赴死的決心望向這個他們敬愛的領導。張恩沛聽了他們的匯報，心潮澎湃。隨后問道，“你們確定要再試一次?”“四頂紅帽子”齊聲回答：“要!”俞飛熊甚至承諾，“如果再次失敗，我愿意去坐牢。”
但是購買5萬元以上設備要經過漫長審批還可能不被政府批準，怎么辦?工期臨近，張恩沛做了個大膽的決定，沒有經過任何批準，他以個人名義做擔保，用外匯券從香港貸款購買了十幾臺國外先進設備。
1983年9月18日，第四次滑模正式開始，在1600多雙眼睛的注視下，滑模緩緩提升。“成功了!我們成功了!混凝土墻面又平又光!” 瞬間現場哭聲、笑聲、歡呼聲交織一片，“四頂紅帽子”相擁而泣。
滑模的成功，帶來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工地開始實行計件工資，多勞多得，工人的工作量和收入直接掛鉤，原本工人一個月只能拿十幾元，但在國貿建設期間，最高能拿600多元。
故事4：“鐵姑娘”的國貿芳華
18歲的杜先芳剛到國貿大廈工地，和大多數女生一樣，被分到了項目鋼筋班組，這個班組被稱為“鐵姑娘班”。
“與身體的疼痛相比，心里的恐懼才是更難跨越的。”杜先芳回憶，深圳國貿大廈從第三層開始滑模，“鐵姑娘”們要負責綁扎鋼筋，跟隨著滑模一直攀上150米高空。杜先芳還記得第一次站上十幾米高的操作板面，望著腳下縮小了半圈的熟悉風景，真是腳步打顫、手心冒汗。
國貿大廈隨后進入快速施工期，以三天一層樓的速度不斷“長”高，滿懷喜悅的“鐵姑娘”們投入到更加忘我的工作之中。當時，杜先芳所負責的雙觀電梯區域難度頗高，鋼筋排布造型復雜、體積大。下班后她經常向老師傅請教，上班時頂著高處的寒風與流下的保養用水穩步進行綁扎，越來越熟練，到后來平均每天可以完成300公斤重的鋼筋綁扎。
一次驗收，180斤重的驗收組長站在杜先芳綁扎好的鋼筋上晃動幾下，鋼筋幾乎紋絲不動。欣喜的杜先芳在幾個老師傅的攛掇下爬上了龍門架，望著腳下的高樓和遍布深圳的建設工地，她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經不恐高了，還忍不住站在上面唱了一首當時正流行的鄧麗君的《漫步人生路》：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過高峰另一峰卻又見，目標推遠讓理想永遠在前面，路縱崎嶇亦不怕受磨練……
重溫締造“深圳奇跡”背后的故事,
體會中建人殺出一條血路的闖勁兒。
無奮斗，不青春!
今天的你，也同樣行!
責編：畢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