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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化工人進了郭陶然的園子
　　可能會手癢——
　　益母草、桔梗、構樹……
　　怎么全是雜樹雜草？
　　通通想除掉
　　但在這個17000平方米的園子里
　　“雜草”卻是郭陶然 特意種上 的


　　文內圖片均為王倩拍攝。
　　“85后”郭陶然是上海城市荒野工作室的負責人，從事城市生態修復和鄉土物種保育工作。
　　在他看來，在城市建設的過程中， 人們會持續地除掉雜草，卻沒有意識到，許多曾在上海廣泛分布的本土物種，現在已經幾乎絕跡 。
　　“在生態環境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往往就是那些特別普通、特別常見的野草、螞蚱、蟋蟀……有了豐富的植物，才會有豐富的動物和復雜的群落結構。”郭陶然說。
　　2019年，郭陶然的團隊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園租下一塊地，嘗試用最少的人為干預， 恢復這里的生物多樣性，讓人們看到這片土地本來的樣子 。
　　然而這并不容易。他們沒有可借鑒的經驗，面臨著層出不窮的入侵植物、鄉土苗木供應困難、引種生物難以尋找等各種問題。 要將荒地變成“鄉土生物樂園”，這聽起來像是一場“冒險”。
　　什么是生態好？
　　張開翅膀，碧鳳蝶就像一塊大大的藍寶石。作為上海地區體型最大的蝴蝶之一，碧鳳蝶近些年卻難覓蹤跡。
　　“很多人以為，只要種植大量花卉，蝴蝶有足夠的花蜜吃，就能很好地生存下去，但事實上，維持蝴蝶種群數量的關鍵是其寄主植物，也就是蝴蝶幼蟲吃的植物。”郭陶然說著，順便撥開竹葉花椒的枝條，查看長勢。


　　郭陶然正在向訪客介紹竹葉花椒和碧鳳蝶。
　　蝴蝶大多挑食，碧鳳蝶鐘情于竹葉花椒，紅珠鳳蝶的幼蟲只吃馬兜鈴，紫花地丁是斐豹蛺蝶賴以為食的植物……現在很少見到種類繁多的蝴蝶，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的食物被當作雜草清理掉了。一棵植物的消失，會引發一條食物鏈上的“蝴蝶效應”。
　　“蟲哥”，是郭陶然更為人所知的名字。他在新疆的鄉間長大，從小喜歡種植物、養動物。從上海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畢業后，他留在了上海，2013年，他和同樣癡迷自然的好友魏羚峰一起創辦了城市荒野工作室，打算做生態修復、生物多樣性調查，也開展自然教育。
　　2019年，他們與閔行區科委合作，打造了這個上海鄉土生態科普示范基地，進一步做物種保育。保育的對象，是像竹葉花椒、碧鳳蝶這樣上海“土生土長”的植物和動物。這些物種已經在上海存在了幾千年乃至上萬年，它們適應本地氣候、環境，是良好生態的基石。
　　可城市里有草坪，有綠樹，有很多花，不就是生態好嗎？
　　郭陶然沒有急著回答，反而提出兩個問題：
　　在上海，我們經常會看到高大挺拔、葉片堅硬的綠化植物，它們都是棕櫚科，往往產自南方地區，比如海南、廣東，甚至來自東南亞國家。這些植物被種植到上海后，冬天怕冷，綠化工人就用草席把它們裹起來，春天再脫下來，防止它們被凍死。
　　這并不是萬全之策。2016年初，上海市區氣溫最低到了零下7℃，高檔小區、中心城區的綠化帶上，這樣的植物開始大批死亡。既然引進這種植物成本高昂，還存在很大風險，為什么還要把它們種在上海？
　　另外，在上海經常可以看到平整的大草坪，它可以滿足人們散步、露營等多種需求，是很好的活動空間。但這種大草坪又被叫作“綠色荒漠”，因為它的物種非常單一，能夠給在地動物提供的食物和棲息空間都非常有限。城市地理學者唐曉峰曾經描述這是一種“寵物景觀”。這樣的地方如果越來越多，對野生動植物究竟是好是壞？
　　其實，對動物來說，人為制造的潔凈是件壞事。它們最好的生存環境就是無人干擾的荒地。在城市荒野工作室的基地里行走，藤蔓會勾住褲腳，水溝里是碎石和落葉。“哪里雜亂，哪里的微環境就活躍。”郭陶然說，“朽木里生活著很多甲蟲，落葉里也藏著很多無脊椎動物。”
　　綠化環境的好壞跟生態環境的好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真正的生態好不是人說了算，是所有的動植物一起說了算。如果一片草坪上只有人在生活，其他動物都不愿意來，它真的不能夠被稱為生態環境好。”郭陶然說。
　　只有恢復生態環境的多樣性，才能讓挑剔環境的生物們住進適合自己的家園。但生態修復不是種幾棵樹而已，需要根據土質，搭建合理的群落結構。國內尚無經驗可取，一切都需要躬身實踐。
　　從荒地到“荒地”
　　最初，這里是一片真正的荒地。郭陶然和團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耕，鏟除入侵植物，為本土植物提供更多生存空間。他們把基地分成7塊，包括常綠樹種區、落葉樹種區、常綠/落葉樹種混交區、灌木區、草地、水系等等，并走訪上海各地，尋找本土植物，分幾十批依次引入。
　　夏末，暑熱消退。郭陶然的園子里一片濃綠，植物常常旁逸斜出，擋住去路。“我們不會為了追求美觀而去刻意修剪、栽培植物，就是要讓它們在這里不受干擾地自由生長。”郭陶然在前面開路，蟬鳴驚天動地，他回頭扯著嗓子說道。
　　看到兩只角盾蝽，他停下來。這種昆蟲背后花紋很特別，像一張耷拉著眉毛的人臉。“它們吸食野梧桐的汁液作為食物，一生都在野梧桐上度過。”郭陶然說。他身旁這棵野梧桐，是從嘉興引種的。與行道樹常栽的“法國梧桐”不同，野梧桐是“中國梧桐”，前者屬懸鈴木科，后者則是梧桐科。市區幾乎見不到野梧桐，因此也難得一窺角盾蝽真容。
　　園子里有一條長約300米的小溪，溪里溪外活色生香——清晨，白腰文鳥結群來到水邊，取食水中的藻類，青鳉開始繁殖，成群在小溪里游動，烏龜也很喜歡這里，由于沒有垂直的駁岸，它們可以自由出入小溪。
　　“生活在城市里，你有多久沒見過小溪了？”講起這條水系，郭陶然興奮起來。打造一條小溪，種植沉水植物是第一步，沉水植物會產生氧氣，供動物呼吸，同時還為它們提供了食物；接下來，是岸邊的濕生植物，它們的根系可以牢牢抓住土壤，避免泥沙滑落導致水體渾濁；同時，水邊生長的樹木在夏季形成樹蔭，有助于降低小溪的水溫。
　　等溪水逐漸變得清澈，就該把河蚌、螺螄等底棲生物投放進去了。隨后，作為小溪的主人，青鳉、鳑鲏、圓尾斗魚等鄉土魚類也依次搬入新家。兩個月后，一條小溪初見雛形，接下來，這里會被大自然接管。


　　8月24日，郭陶然在基地的小溪邊撿到了一只河蚌。
　　除了小溪，還有一片湖泊，和十幾個1平方米左右的水坑。郭陶然招呼我們去看一個水坑，蹲下來才發現，水面上有幾攤手心大小的卵群，卵比芝麻還小，不細看，還以為是落在水面的花粉。“這是飾紋姬蛙的卵。”郭陶然伸出手比畫，“它是上海最小的本土蛙類，成年后也只有拇指關節大。這種蝌蚪的游動能力很差，喜歡在這種靜水小水坑里繁殖。”這些卵很快就會長成引吭高歌的蛙。
　　我們到訪的前一天，園子里還發生了一件喜事——黃緣閉殼龜也產卵了。這種龜背上有一條淡黃色脊棱。兩年前，6只黃緣閉殼龜被引種來這里，“我們從來沒對它們做過任何投喂，它們自己會找到蝸牛、鼻涕蟲、蟋蟀這些昆蟲來吃。”郭陶然說。
　　他趴在樹下，悄摸摸從草堆里扒開一條縫，“看，一個破殼了，還有一個沒孵化。”第一次在自己的地盤上發現龜卵，他有點得意。他褲腿上都是雜草，鞋上也沾了河泥，但他并不講究。可能跟鄉土生物待久了，他說自己也有點像城市里的鄉土生物了。


　　8月23日，在基地內發現兩枚黃緣閉殼龜的卵后，城市荒野團隊在發現地附近架起了觀測設備。
　　入侵物種大作戰
　　“加拿大一枝黃花！”來城市荒野工作室參加自然課程的凌陸大聲叫著。他俯下身，從草叢里用力拔出一根長長的植物，它根莖挺拔，枝繁葉茂，足有2米多長。


　　8月24日，10歲的凌陸在參加城市荒野植物觀察課程時拔除了一株入侵植物。
　　生態環境部發布的《2020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全國已發現660多種外來入侵物種，其中71種對自然生態系統已造成或具有潛在威脅，并被列入《中國外來入侵物種名單》。“加拿大一枝黃花”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它被多地聯合“圍剿”，曾一度引發廣泛社會關注。
　　入侵植物具有極強的繁殖和快速占有空間的能力，會無限擴張，擠占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間，導致本地物種瀕危甚至滅絕。2019年，項目準備啟動時，郭陶然在園子里拍下過一張照片——目之所及，雖然一片濃綠，但全是喜旱蓮子草和白車軸草等入侵植物，后面的幾株女貞樹則已經死亡。
　　控制入侵物種的數量，是生態修復的難點。郭陶然他們采用人工和機械結合的方式，對場地進行了整體翻耕，他告訴我們，這種“強干預”是為了消滅入侵物種，為接下來鄉土植物的群落構建打下基礎。
　　“如果一塊地荒著，很快就會看到它被入侵物種占據。”說話間，郭陶然突然蹲下來，揪斷樹蔭下的一截喜旱蓮子草，“它的每一截都可以生根發芽，只要土里有一點，很快就會長滿，所以我們會通過種植比較高的禾本科植物，來抑制相對低矮的喜旱蓮子草的生長。”
　　打造城市景觀時，通常會進行較大強度的人為干預，但在生態修復的過程中，要讓鄉土物種進行自發演替。他們通過種植糠稷、藎草、狗牙根等先鋒草本植物，來迅速讓鄉土植物擠占入侵植物的生長空間，一年內，入侵植物的覆蓋率從65%降低到5%。
　　2015年，城市荒野跟浦東綠化局合作，營建了宜嘉苑生態保育區，做鄉土物種的生態修復。這片場地僅有半個足球場大，要是進行普通的園林綠化，植物種類預計在20至50種之間，但經過4年的自然演替和人工防控，場地中容納了本土植物260余種，本土動物200余種，入侵物種已無法構成威脅。有媒體稱，這是一艘上海鄉土物種的“諾亞方舟”。
　　鄉土物種種植難度低、存活率高，即使經歷了今年夏天的極端高溫和干旱，郭陶然發現，基地內部并沒有太多損失，“只是葉片會有點枯萎，但還是存活的，前兩年也有低溫或暴雨，總體來說它們的適應性都不錯。”
　　但大多數鄉土物種并不在國家保護植物的名錄里，因為沒有保護級別，人們對這些默默無聞的生物并不是很重視。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它們消失的速度不斷加快。
　　小溪中的龍舌草，是郭陶然和團隊成員搶救下來的。為了龍舌草，他們連續三年去青浦采集，第一第二年移栽都沒能成活，第三年再去淀山湖畔的岑卜村時，龍舌草生長的那片灌溉水渠已被挖機鏟了一半，再晚一天，他們就要與它失之交臂。當初郭陶然他們去采集的那片田地，如今已經變成了商業樓宇，土溝也變成了水泥溝渠。而在基地里安家的龍舌草，已經有了一個穩定的種群。


　　基地內的龍舌草。
　　像這樣從都市邊緣和角落里追蹤本土物種的例子，還發生過很多。現在，城市荒野工作室已經收集了300種上海鄉土植物的種子或植株，在基地里進行繁育。
　　探索中的困難
　　在這里看久了，你會明白，植物本身就是不整齊的：換錦花生命力很強，東開一朵西開一朵，粉紫色非常惹眼；構樹果實掉落在地上，新苗很快就長了出來；被園林工人定義為雜草的益母草、桔梗，都是上海的鄉土植物，花朵也非常精致。“雖然是雜草，但在公園里長一片是不是也挺好看的？鄉土植物不一定是‘土’的，完全可以作為觀賞植物。有時候不需要把什么都拔光。”郭陶然說。


　　基地里的換錦花 。
　　2021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在中國舉辦。中國科學院院士傅伯杰在發言中強調，“我們要建立的城市生態模式，不僅僅是好看，更重要的是要好用。現在很多城市單純地把生態城市理解為美化城市，種花種草。這是不對的，它缺乏了生態系統最重要的調節功能。”
　　現在，城市荒野的基地里生活著300多種鄉土植物，500多種昆蟲，82種鳥類，10種兩棲爬行動物，6種哺乳動物。
　　雖然被稱為“生態修復師”，但郭陶然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城市荒野景觀營造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設計理念、技術路徑、苗木采購乃至養護管理均缺乏可供借鑒的成熟案例。單就苗木采購一項，就面臨著困難。
　　很多園林苗圃并不會自發去收集鄉土物種進行栽培，擔心大量投資之后下游沒有需要。“我們常常需要自己去采集和繁育苗木，但樹木成長又需要時間，不是今天要，明天就有了的，這跟不上項目的應用。”從前期的設計規劃、落地施工、苗木采購種植，到后期的管理，城市荒野團隊都要親力親為。
　　在郭陶然看來，由一個機構來做整個產業鏈的事，這并不合理。他更希望，隨著生態文明的推動和產業的發展，未來會有更加詳細的分工，“如果能有一些園林公司或苗圃一起來做這個行業，我們就可以更多做研究和設計。”
　　向自然學習
　　自然觀察是城市荒野工作室最受歡迎的課程，中小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是城市荒野工作室的“常客”，每次活動招募一發布，名額很快就一搶而空。


　　城市荒野自2013年成立以來即設計并開展了一系列的自然教育活動。8月24日，一群孩子正在浦江郊野公園上課。
　　自然教育板塊的負責人丁艷曾經也是一名帶孩子參加活動的家長。五年前，她的孩子讀幼兒園大班，她帶孩子參加了一次在浙江天目山開展的自然教育課程，孩子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螢火蟲，回家后絮叨了好多天。
　　“參加夏令營以后，我覺得這件事非常有意思，雖然小眾但意義很大。”2020年，原本在企業從事管理工作的丁艷也加入了城市荒野的團隊。她認為孩子們多在自然中行走對家長也有助益。“有的家長覺得，花紅柳綠就是環境好，蚊子一定是害蟲，老鼠都得消滅掉。但孩子接受自然教育后，就會去糾正家長這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反而有更好的效果。”
　　作為上海市第一個鄉土生態科普基地，城市荒野的這個園子，自2020年5月對外開放以來，共開設了自然教育課程18門，涉及植物、鳥類、哺乳動物、昆蟲、水生生物、土壤動物、古生物等多種門類，累計有超過4500人參加。
　　很多自然科普讀物由國外出版，愛好者們很難按圖索驥，認識身邊的物種。為此，近些年工作室還編寫了很多上海及華東地區的生物圖鑒，比如《上海夜觀指南》《上海水鳥觀察入門指南》《上海林鳥觀察入門指南》《上海野花觀察入門指南》《長三角城市野花300種》等等。很多市民關注到“城市荒野”，也是因為參加公益申領科普手冊的活動。這些手冊現在仍一冊難求。
　　“這是什么蝽？”自然教育老師陳龍龍指著試管里的一只體長2厘米的小蟲，問陳一語和胡朗月。這個暑假，來自包玉剛實驗學校的她們成了城市荒野工作室“傳粉昆蟲監測項目”的志愿者。陳龍龍指導兩位同學翻開鑒定圖冊尋找答案，“麻皮蝽，就是我們說的臭大姐，受驚擾時會噴射臭液，具有假死性。”


　　自然教育講師陳龍龍正在教陳一語如何鑒定昆蟲。95后的陳龍龍畢業于中國科學院大學華南植物研究所，今年初加入了城市荒野團隊。
　　相較于學習書本上的知識，從生態學的視角，理解物種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相互制約又相互依存的關系，才是自然教育的根本。
　　前些天，陳一語在基地捉到一只蝗蟲，回到教室，她興沖沖地問陳龍龍，“能不能把這個害蟲給滅了？”陳龍龍告訴她，害蟲是人為的定義，蟲子本身沒有好壞。蝗蟲不在稻田里就不是害蟲，它只是比較愛吃禾本科的植物而已。“它們跟我們一樣，也是要吃飯的，也是生物鏈的一環。只有把自然視作生活的一部分，你才會‘看到’它們。”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原創稿件，未經允許嚴禁轉載
　　作者：劉雪妍 王倩 微信編輯：安通 校對：泰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