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一批共10個涉互聯網典型案例，其中2號案例是徐瑞云訴敬子橋、浙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以下簡稱“徐案”）。具體案情是，原告在2016年10月26日至同年11月29日，分4次在被告敬子橋經營的淘寶店購買了5043.50元的俄羅斯進口奶粉，后發現涉案奶粉不是我國目前準入的食品，且被告也無法提供進口貨物的相關報關單據、入境貨物檢驗檢疫證明、產品檢驗檢疫衛生證書、海關發放的通關證明等進口食品所應具備的資料。上海鐵路運輸法院認定涉案奶粉屬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判令敬子橋退還徐瑞云貨款5043.50元及賠償50435元等。（據中國法院網8月16日報道）
其實，拋開進口奶粉這種熱門消費品不論，這就是個普普通通的“退一賠十”案例，法院判得毫無疑義。將徐案從“十大”中拎出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此案的被告之一淘寶公司的一段辯駁很典型，也很值得分析。淘寶公司這樣辯稱：原告并非基于生活需要購買，并非適格消費者，而是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原告行為不應得到法律過分保護。
這段辯詞想必大家耳熟能詳，因為它是制假售假者被懲罰性索賠時常用的抵賴手法，其中心意思和落腳點就是知假買假不應得到懲罰性賠償。回想20多年的懲罰性賠償司法實踐，確實有一些法院被這種狡辯牽著鼻子走，最終作出了讓制假售假者偷樂、讓買假打假者心寒的判決。但更多的法院面對極其嚴峻的制假售假現狀，準確地把握了懲罰性賠償的立法原意，對正當合法的懲罰性索賠訴求給予了強力支持。上海鐵路運輸法院作出的這一生效判決又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法院判知假買假者獲得懲罰性賠償，是不是屬于“法律過分保護”？仔細研讀一下這份判決書，不難得到答案。被告之一淘寶公司指控原告并非基于生活需要購買，不是消費者而是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但在判決書中看不到被告究竟提供了哪些證據支撐自己的上述辯駁，而被告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的行為倒是板上釘釘。如此一來，判案法院援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來斷案也就順理成章。
有人也許會問，法院不正面直接回應被告對原告消費者身份的質疑，而直接引用《食品安全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作出支持原告的判決，難道沒有“過分”保護的嫌疑嗎？因為，原告如果不是消費者，就沒資格援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法院也就沒有法律依據判令被告退一賠十。這番發問看似有理，實則經不起推敲。
首先，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被告指控原告不是適格消費者，必須提供足夠扎實的證據。被告只主張，不舉證，必須承擔對自己不利的判決結果；其次，即便是被告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原告知假買假，也不能證明原告不是消費者，更不能證明懲罰性賠償是 “法律過分保護”，因為“知假買假受法律保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2014年3月15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明確規定：“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說，“知假買假”行為不影響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通常情況下，購物者應當認定為消費者，可以主張懲罰性賠償。這種觀點，至少在食藥領域是不應該存有疑義的。
一次多買或者多次購買同一種商品算不算知假買假？知假買假者是不是消費者？有無資格要求懲罰性賠償？諸如此類的話題，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甚至提出尖銳的觀點，但必須持之有據、言之成理，不能無視和曲解既有的法律規定，更重要的是，不能以偏概全、先入為主，更不能偏狹固執、張嘴就來。
法律是剛性的，其價值就在于執行。懲罰性賠償制度自進入我國的法律體系以來，已經在凈化市場環境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仍有巨大的開拓提升空間。如果了解一些懲罰性索賠的艱辛歷程或者稍微注意一下相關方面公布的消費維權數據就會發現，懲罰性賠償制度被過度適用或者對消費者合法權益進行了過分保護，完全就是一個偽命題。
如何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最終的裁判權在法院；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支持消費者特別是所謂的知假買假者的訴訟請求是不是屬于 “法律過分保護”，最終的裁判權也在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將上海鐵路運輸法院作出的這個生效判決作為典型案例來推介，實際上也再次表明了態度：知假買假者是適格的消費者，依法受現行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保護。法院依法判決食藥領域知假買假者的懲罰性索賠訴求，不是什么“法律過分保護”，恰恰是對相關法律的正確適用，是對消費者合法權利的應有保護，是值得推介和效仿的正義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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