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鄭州、連云港、溫州——這是非洲豬瘟在中國相繼被確認發現的城市。
從8月3日中國首例非洲豬瘟在沈陽被確診至今，已經二十天有余，這一致死率可高達100%的瘟疫已由中國的北端來到了東南沿海。
東北是中國的新興養豬基地，而鄭州所在的河南是中國第二大生豬養殖省份，疫情的傳播控制對這兩個地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影響更為深遠的是，鄭州是國內的肉制品加工重鎮，周邊還有雙匯發展（000985，SZ）、雛鷹農牧（002477，SZ）等業內知名企業。
1921年在非洲肯尼亞首次被發現的非洲豬瘟，過去近100年里先后經由葡萄牙、意大利、荷蘭大致由南歐向北歐傳播，而后病毒擴散至烏克蘭和俄羅斯，最終越過邊境線抵達中國。它的到來究竟意味著什么？
平靜的疫區
“我們身邊的同事、朋友最近都不太吃豬肉。”在鄭州發現非洲豬瘟的十天后，鄭州當地人牛明這樣對界面新聞記者說。
不過對他而言，非洲豬瘟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基本也就僅限于此了，“剛出事的那兩天大家還會討論下，后來說不傳人，大家基本也就不再聊了，不過最近還是不吃豬肉以防萬一。”
和牛明的態度差不多，非洲豬瘟的到來并未給這里的大多數人帶來太多驚擾。
今年8月14日，一生豬供應商從黑龍江省佳木斯清河將一車生豬（260頭）運至鄭州，并向雙匯發展子公司鄭州雙匯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鄭州雙匯”）屠宰廠銷售，在接收檢驗檢疫時，發現生豬存在異常（其中有30頭死亡）。
駐鄭州雙匯的官方動檢人員于當日立即向鄭州畜牧局報告，經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檢測確認為非洲豬瘟疫情，這也是繼沈陽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后中國境內確認的第二起非洲豬瘟疫情。
8月16日，鄭州市人民政府發布《疫區封鎖令》，鄭州雙匯屠宰廠劃定為疫點并實施封鎖，封鎖時間為6周。
根據此前公開信息，上述批次生豬及鄭州雙匯屠宰場圈內待宰的其它生豬共計1362頭全部已撲殺并進行無害化處理。
8月24日，界面新聞記者來到位于鄭州市經濟開發區的鄭州雙匯屠宰廠，屠宰廠共南北兩個大門，均有專人看守，在北面大門外停有不少車輛，但并未見有人員出入跡象，廠區內道路兩邊均被藍色鐵皮柵欄為封住；而在南邊大門，可看見門口擺放的消毒設施。
從門外觀察可發現，屠宰廠里行政樓位于南邊、此時正值午飯時間，有不少人員正在進出屠宰廠，不過卻并未見有人在大門口進行消毒處理。門口工作人員并未回應記者“進廠是否要消毒的詢問”，僅表示要“打電話讓廠里的人到門口接”。
而在廠區東南與西南路口還各有一個“經開區疫情封鎖消殺點”同樣擺放著消毒設備，消毒點工作人員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自己是附近社區工作人員，最近不少部門都組織人力在附近輪流值班看守。“主要是看過往車輛和進廠的車輛，基本上沒什么事”，一名工作人員還表示，從這里路過完全不需要擔憂，也不需要消毒，“只要不進到廠里面就不用消毒”。
總體看來，與其他地方相比，疫區現場顯得較為平靜，與“疫區”、“封鎖”等字眼給人帶來的沖擊感相去甚遠。
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非洲豬瘟在鄭州被發現的前幾天，位于鄭州市惠濟區的河南省鄭州肉類聯合加工廠還發生了疑似口蹄疫疫情，經河南省動物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實驗室檢測檢測為O型口蹄疫病毒核酸陽性，鄭州市惠濟區人民政府也在8月10日發布了封鎖疑似口蹄疫區的命令，將以河南省鄭州肉類聯合加工廠為中心，東至天河路、南至開元路、西至京廣鐵路線、北至黃河大堤的區域進行封鎖。牛明則表示，單位在惠濟區疫區內的一個辦公點目前也依然可以正常辦公，并未受到太大影響。
而根據農業農村部新聞辦公室8月23日發布的消息，浙江省溫州市樂清市也已發生一起非洲豬瘟疫情。根據財新網此前報道，非洲豬瘟進入中國的源頭的路徑尚在調查中，但已有一些觀點和證據將源頭指向了俄羅斯——基因測序顯示，中國疫情的毒株部分基因序列與俄羅斯伊爾庫茨克2017株的相應序列完全一致；而俄羅斯遠東地區2017年以來已發生多起非洲豬瘟疫情。
另外，沈陽市已宣布將按生豬口蹄疫標準進行補償，即800元/每頭，不過業內人士指出，這一價格要明顯低于售價，被撲殺過的養豬場將面臨不小的損失。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并非對非洲豬瘟毫無準備。根據東北網此前報道，在2014年9月，黑龍江省黑河市曾在黑河貨運口岸開展黑龍江省邊境地區非洲豬瘟應急處置演練，這是中國首次在邊境地區舉辦的非洲豬瘟疫情應急處置演練。
檢疫存漏？
雖然非洲豬瘟并不是人畜共患病，且在60攝氏度以上高溫環境下即可被消滅，不過正如牛明所言的“最近不吃豬肉”一樣，出于保險的心態，短期內一些消費者對食用豬肉的安全信心信心必然會受到一定打擊。
鄭州雙匯所發現的病豬隨車同行的產地動物檢疫證明顯示，該批生豬來自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湯原縣鶴立鎮交易市場，這一批豬并非產自本縣，而是生豬經紀人陳玉范從依蘭縣境內的清河林業局某養殖場收購。
陳玉范通過佳木斯的同行楊景祥，找到了湯原縣鶴立鎮畜牧獸醫服務站站長王洋。而王洋在未見到該批生豬活體的情況下，就開具了動物跨省運輸檢驗檢疫票據。
那么，是否就是因為王洋的違規行為必然導致了這一批患有非洲豬瘟的病豬從佳木斯千里迢迢到了鄭州？換句話說，如果王洋恪盡職守，這件事是否就一定不會發生了呢？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曾多年從事一線動物檢驗檢疫的業內人士楊宇對界面新聞表示，目前縣級與地市級的畜牧檢疫站在對生豬進行檢驗檢疫時，這些級別的檢疫站是無法確定生豬是否患有非洲豬瘟的。
據楊宇介紹，生豬在出欄時，養豬戶或是養豬場都應向當地畜牧檢疫站申報檢疫，由畜牧檢疫站人員到養豬場進行檢驗檢疫，檢疫合格后發放檢疫證明，這批豬才可以進行販運、屠宰；在進入屠宰場時，駐屠宰廠的檢疫人員還要再進行“驗證查物”，驗證查物無異常后豬才能放行進入屠宰廠。
而地方上的檢疫主要包括尿檢、量體溫與目測，其中尿檢的目的是為檢查是否存在瘦肉精，目測則觀察生豬精神狀況以及是否有口蹄疫跡象。
其中，口蹄疫是生豬常見的疾病，而非洲豬瘟今年第一次傳入中國，楊宇稱，目前地市級在做檢疫時無法被查出，只能送到省里實驗室才可確認。
公開資料顯示，非洲豬瘟與中國常見豬瘟的其他出血性疾病的癥狀和病變都很相似，它們的亞急性型和慢性型在生產現場難以被正確區別，必須用實驗室方法才能鑒別。現場如果發現尸體解剖的豬出現脾和淋巴結嚴重充血，形如血腫，則可懷疑為非洲豬瘟。
而根據此前公開信息，鄭州與樂清的非洲豬瘟疫情都是當地發現生豬死亡后進行上報，隨后經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檢測確認的。同時再考慮到非洲豬瘟存在著4-19天的潛伏期，也勢必給地方上的檢驗檢疫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
不過，界面新聞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與檢疫能力這種“能不能”相比，一些檢疫環節中“做不做”的問題更應當引起注意。
通過對多位生豬產業鏈各環節人士的采訪可以總結出，一頭生豬從育肥到制成成品肉到市場進行販賣大致需要“育肥時的健康監測”、“出欄時檢疫”、“入屠宰廠時檢疫”、“入廠后24小時靜養觀察”、“廠內排酸”、“成品肉出廠檢疫”等多個環節。
但根據眾多業內人士所反映的情況看，在實際操作中許多環節是存在著未能嚴格執行的問題和隱患的，其中尤以一些小養殖戶和小屠宰廠居多。
即使把本次前文所提及的王洋未見生豬活體即開證的情況視為極端情況，在出欄檢疫時也存在著不能做到逐頭檢疫的情況。北京金色浪濤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肉類行業資深品牌管理專家劉金濤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很多地方都是抽檢，抽檢率則可能只有5%甚至更低。而湖北省某地一位中等規模生豬養殖戶尹雷表示，在出欄檢疫上，當前確實還存在著很多執行不嚴格，操作不規范的情況，如不能逐頭檢疫，而一些家庭小養豬戶可能在在出欄時都不進行申報檢疫，直接拉到屠宰廠才進行檢疫。
2011年3月15日，雙匯“瘦肉精”事件曝光震驚全國，曾在雙匯發展工作多年的業內人士孟寧表示，在“瘦肉精”事件后，雙匯在整改后得以實現逐頭檢疫以避免“瘦肉精”事件再次發生。上述人士同時分析指出，一些小養豬場或是屠宰廠不能實現逐頭檢疫而是采取抽檢，存在降低成本的考慮，尤其在2012年以前尿檢試紙生產廠家較少，價格大概在5元/頭，但“現在試紙便宜了”。
楊宇也坦承，在地方上確實存在“不能逐頭檢疫的現象”，但這樣的做法是“不科學的”。這種現象也被不少業內人士所證實。
另一個容易缺失的環節則是“入廠后靜養24小時”，據鄭州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級畜牧師介紹，生豬進入屠宰廠后應當靜養24小時，期間不吃不喝讓生豬進行排泄與清理，以觀察豬是否有潛在疾病等，隨后再進行宰殺、排酸等工序，不過許多小屠宰廠都不能做到靜養24小時，“甚至有的小廠生豬一進廠就直接上機器宰殺了”，上述人士介紹到。
而事實上，中大型的規模化養豬場對于豬日常疾病的防疫從整個養豬場的設計之初就有著嚴格的把關。上述高級畜牧師對界面新聞表示，一般來說，大的養豬場分為繁育區和育肥區，這兩個區域內除了生豬生活與繁殖的區域外，還有這污水與排泄物處理、辦公區域、防疫、消毒間等整個系統化的功能區域。
“飼養員可以做到三個月、半年甚至是整年不出來，在防疫嚴格的情況下飼養員是不允許出來的”，上述人士介紹到，而飼養員在出入飼養區域時也要經過多道消毒程序，目前許多中大型屠宰廠也已實現半自動或是全自動智能化的屠宰流程。
禁運之后
根據此前報道，沈陽非洲豬瘟病豬由豬販從吉林省吉林市運來，而鄭州病豬則由豬販從黑龍江千里迢迢運到鄭州。而目前，包括沈陽、連云港與鄭州等疫區均已禁止生豬外運，而其他非疫區與豬企也有禁運通知。從短期看這種做法有助于防止疫情擴散，不過較差的流通性也將給各地的豬價帶來不同的變化。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此前國家層面上并未有對跨省調運生豬有過較細的規定。但一般來說，豬販在生豬出欄時拿到檢疫合格證便可以進行外運，路途中關卡人員只檢查檢疫合格證，有證即可放行，到了外省屠宰廠再進行“驗證查物”。
不過，從黑龍江把豬拉到鄭州這樣的長途販運現在并不多，“由于路上損耗的風險大，現在超過300公里、600公里的販運愿意拉的人不多”，孟寧表示。尹雷也表示，雖然也有不少收豬的，但自己所在地市的上規模養豬戶大都把豬拉到武漢賣給雙匯在當地的加工廠。
不過由于價差的存在，豬販跨省調運的動力尚存。
從事大宗商品分析的生意社分析師李旭文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由于飼料（糧食產區）、土地與政府補貼等因素，東北的生豬成本較南方要低。而河南作為國內排名第二的養豬大省，其實也是低價區，只不過相較東北要高。
根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國內的生豬養殖主要有三種模式：
一是養豬場直接拉豬到下游屠宰廠，這種模式雙方多具有一定規模，多現于北方；
二是豬販從養豬戶手里或是生豬交易市場上收豬然后賣給屠宰廠，這種養豬戶規模一般較小俗稱“散戶”，由于不愿承擔運輸成本便賣給豬販，多現于南方；
三是近些年如溫氏股份（300498，SZ）等大型豬企所推開的兜底承包模式，即豬企與相當一片區域的養豬戶簽訂協議，這些養豬戶所養的豬全部賣給豬企，同時規定一個兜底價格以降低養豬戶風險。《南方周末》此前曾報道在東北一些地方，整個村的養豬戶都與溫氏股份簽訂了養豬協議。
而事實上，由于價格波動的風險，即使是有著常年供銷關系的養豬場與屠宰廠也很少簽訂強制性的供銷合同。
“一般不大簽長期合同，簽的都是非強制性合同，如果有價格兜底的話可能會簽強制性合同。”李旭文說道。而根據孟寧的介紹，一般屠宰廠會將自己需求告知養豬場或是豬販子，“比如說好是2000元一頭，但如果你拉來的豬不完全符合要求，屠宰廠一般也會收，但是價格上就會做調整。”
而尹雷身邊的一些小養豬戶則大多直接把豬賣給當地的屠宰廠，連武漢都不用去。
不過對于普通人而言，豬肉價格走勢是他們所關心的。
“整體來說最近還是會以拋售為主，豬價會繼續跌，然后慢慢穩定。”李旭文對界面新聞記者預測到。不過，由于禁運因素的存在，一些地區的價格可能反而會上升。“比如之前沈陽禁運了，而沈陽周邊本來是一個需要進行生豬補充的區域，這些地區的豬價反而會上漲；再比如如果某一地區集中撲殺的量比較大，同時又不能外地調入，也有可能引發短期的短缺造成豬價上漲。”
事實上從2016年年中至今，生豬價格已經歷三四輪下跌，逐步步入低位。前文提到的那位畜牧設計規劃領域的專家向記者提及了一個現象，今年他接到的養豬場設計的業務要比去年少了很多，但今年養牛場的訂單很多，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當下的行情。
李旭文表示，生豬養殖是周期性行業，隨著豬價的波動會不停的有小散戶進進出出，如果這次疫情在一些地區引發大規模的撲殺，那么在半年后會迎來一波斷檔期（生豬生長期一般為6個月），同時恰逢過年前后，豬價可能會有所反彈，而進入3月氣溫升高后消費市場又會陷入低迷。
“中國的養豬巨頭再多，也多不過散戶。”
正如李旭文所言，中國養豬業目前依然是以散戶為主，規模小、標準化程度低、抗風險能力弱是這一龐大的散戶群體所具備的特征。
由于環保壓力，近年國內已經關閉許多小養殖場，而在豬價周期性的下跌中，許多小養豬戶只能苦苦支撐，或是選擇退出，而一旦遇到非洲豬瘟這種極端情況，劉金濤表示，雖然各地的無公害撲殺補償標準不同，但對于養豬戶而言都無法覆蓋掉全部損失。
大的養殖場可能有能力抵擋這種風險，但散戶們顯然做不到。
其實目前也有養豬的商業險，如尹雷就表示自己和身邊的一些規模較大的養豬場都已購買了保險，但據他估計，年出欄量幾十頭的小散戶為了節省成本是不會購買的。
另外，養殖中的技術手段、規范性與安全性、出欄檢疫這些環節上，散戶顯然都無法與規模化養豬場相比，當然散戶的大量存在也與土地因素的制約有關。
李旭文認為規模化必然也應當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希望這次非洲豬瘟事件也能給規模化生豬養殖帶來一個契機，此外，能否“倒逼”相關的疫苗研發也許也是一個可以期待之處。
（文中除劉金濤、李旭文外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