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事實上，許多研究這個問題的科學家認為，像谷歌這樣的科技公司正專注于一個虛假的問題，以避免人們關注隱私和數據所有權等問題。
BI中文站 5月11日報道
在不久前的I/O開發者大會上，谷歌公布了一項旨在遏制許多人稱之為“科技上癮”的計劃。該計劃包含了許多新功能，該公司稱可幫助人們追蹤自己的“數字時間”。然而，研究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使用情況的科學家們說，科技上癮可能根本不存在，而有些人卻把它當成了真正的敵人。
美國主流網絡媒體BI記者艾琳·布羅德文(Erin Brodwin)曾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街燈柱。這不能責怪天太黑(太陽剛剛開始落下)，也不能怪她視力不好(最近剛配了新眼鏡)，而是要歸咎于iPhone，因為它的振動誘使布羅德文盯著明亮的屏幕。
這次碰撞導致布羅德文的額頭出現心形瘀傷，促使她不得不在第二天通過化妝掩飾。在自己受傷之前，布羅德文還曾嘲笑過“邊走路邊發短信”的危險，并對所謂的“iPhone脖子”嗤之以鼻。她從來沒有認真對待社交媒體上癮的想法。
但那天晚上，布羅德文開始懷疑，也許我們這一代已經完蛋了，而罪魁禍首就是智能手機。
在本周的谷歌I/O開發者大會上，這家搜索巨頭公布了一項“數字福利”計劃，聲稱旨在遏制科技上癮現象。谷歌表示，該計劃將專注于培養所謂的“JOMO”，即錯過的樂趣，遏制所謂的FOMO（錯過恐懼癥）。該計劃包含了許多新功能，以幫助人們追蹤自己的數字時間。
但現實情況是，“科技上癮”（至少是那種真正的、全面的、導致臨床損傷或痛苦的困境）可能根本不存在。事實上，許多研究這個問題的科學家認為，像谷歌這樣的科技公司正專注于一個虛假的問題，以避免人們關注隱私和數據所有權等問題。
牛津互聯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安德魯·普日比斯基(Andrew Przybylski)3月份接受采訪時說:“討論屏幕時間和使用等問題符合大公司的利益。當你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一起的時候，你就變成犬馬鬧劇（即外表很炫、場面熱鬧、卻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的盛大表演或演示）。”
解讀谷歌宣言
谷歌在開發者大會上稱，它希望幫助人們更好地追蹤自己使用設備的頻率，這樣他們就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做其他事情。谷歌負責產品管理的副總裁人薩米爾·薩瑪特(Sameer Samat)本周表示:“對我們來說，利用數字福利幫助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這包括新的功能，比如“儀表盤”（Dashboard），它可以向你展示自己使用Android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的頻率。
重要的是，該公司并沒有在其計劃中提及“上癮”這個詞。普日比斯基認為，這可能是件好事。上癮是一種真正的功能障礙，而且聲名狼藉。夸大使用智能設備導致的問題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
盡管谷歌避免使用“上癮”這個詞，但該公司的新舉措還是傾向于認為，通過更好地利用我們在設備上的時間，我們可以更快樂，變成更好的人。
然而研究表明，這是個有著虛假解決方案而被夸大的問題。普日比斯基說，事實上，所有的頭條新聞都在警告我們，像智能手機這樣的東西會摧毀一代人，破壞我們的姿勢和情緒，侵蝕我們的大腦，但它們只是“我們自己恐懼的投射”。
小研究，大問題
現有的“技術成癮”研究機構存在幾個大問題。大多數機構都太小了，沒有強大的統計力量。許多研究人員都有明確的議程，而且大多數人甚至都不認為是設備本身造成了問題。
舉個例子，因為青少年抑郁癥和iPhone擁有率在同時上升，它們之間被推測肯定存在某種聯系。這是一個典型的相關性例子，而不是因果關系例證。事實上，我們的手機并不一定是導致抑郁癥上升的罪魁禍首。
普日比斯基試圖復制一些研究，這些研究曾表明社交媒體的使用和抑郁之間有很強的聯系。當他在更可控的環境中對更大人群進行研究時，卻沒有發現同樣的結果。
他說：“人們對幸福和科技使用之間的聯系提出了許多猜想，但如果通過維恩圖（Venn）顯示出來，那么這個圓圈只會有0.25%的重疊，即兩者之間幾乎沒有聯系。”
2017年，普日比斯基在《心理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研究了電影放映時間對12萬名英國青少年的影響。研究人員詢問了這些人花在流媒體、游戲、智能手機以及電腦上的時間。在通過一系列的統計分析后，普日比斯基發現，屏幕時間對絕大多數青少年沒有害處。事實上，它有時是有益的，特別是當青少年每天使用屏幕2到4個小時。
普日比斯基在論文中寫道:“總的來說，有證據表明適度使用數字技術在本質上并不是有害的，在一個互聯的世界中可能是有利的。”
問題無處不在
許多家長擔心，使用社交媒體對青少年來說是件壞事。他們在課堂上被短信分心，因為在餐桌上發短信錯過了家庭時間，因癡迷Instagram而不去睡覺。每當人們看到少數手機癡迷行為的例子，比如在吃飯時所有人都默默地盯著手機，你就會發現，無論你走到哪里，你都會注意到它。
這可能部分是被稱為“確認偏誤”現象的結果。本質上，你看到某個支持你已經擁有的想法的事件，然后因為你對這些類型的活動高度敏感，你會發現更多的例子來證實這個想法。
這有點兒像當你購買汽車時的場景，比如你買了本田思域，然后突然注意到每個人似乎都在開本田思域。而事實上，這種車型并非一夜之間變得更受歡迎，你只是更多去注意它們而已。
普日比斯基說:“很多研究都與這些問題有關。我們對新事物的擔憂或恐慌（在這種情況下專指社交媒體）指導我們如何進行研究和解釋結果。”
歪曲的、消極的觀點可能影響了對歷史上許多新發明和活動的研究。不幸的是，僅僅關注社會危害使我們忽視了更多新技術可能對我們的幫助。就社交媒體而言，“確認偏誤”現象可能讓人們注意到其他更嚴重的問題。
普日比斯基解釋說：“重要的是要考慮到我們這里沒有提及的東西，我們沒有談論隱私、廣告、誰擁有你的數據，以及所有實際上非常重要的東西。”
社交媒體的積極影響
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心理學和社會行為學教授坎迪斯·奧格斯(Candice L. Odgers)專門研究新技術和青少年發育之間的關系。她發現社交媒體可能會對青少年產生許多積極影響，盡管很多人并沒有注意到這項研究。
奧格斯說：“數字世界并沒有創造出一種新新兒童。許多吸引他們到社交媒體上的東西也都吸引他們參加其他活動。現在社交媒體上使用的很多好東西，都受到太多的負面報道。”
發表在《青少年研究評論》雜志上的36項研究綜述總結說，青少年主要是利用數字通信來加深和加強現有的人際關系，而不是被他們的屏幕所阻礙。作者們稱，這些青少年更容易表達情感、分享親密感，甚至在網上組織活動和聚會。
同樣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出版的《2017年社會媒體與屏幕時代文學評論》的作者總結道：“數字技術似乎對兒童培養社會關系有利，而且大多數年輕人用它來增強他們現有的人際關系，與朋友保持聯系。”
他們說，那些努力結交朋友的孩子甚至可能會使用數字工具來“彌補這一點，建立積極的人際關系”。2018年對英國撫育院青少年進行的一項小型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該研究表明：社交媒體幫助年輕人與他們的親生父母保持健康的關系，結交新朋友，并能幫助他們從童年過渡到成年。
其他的研究，包括2017年對18-55歲的Instagram用戶進行的一項小型研究表明，青少年也會把Instagram作為一種探索世界的方式，并夢想著潛在的冒險，研究人員將這類人歸類為“特征愛好者”。
該研究作者湯姆森（T.J. Thomson）說：“特征愛好者想要看些奇異或獨特的東西。他們正在看Instagram，他們正在想“帶我去中國或阿拉斯加或者我沒錢去的地方。”
上癮癥根本不存在
這些研究背后的研究人員強調，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與其說是一種“癮”，還不如說是一種新穎、引人注目的平臺，可以增強現有的活動和人際關系。
換句話說，社交媒體對大腦的影響與許多其他類型的活動一樣，太多或太少都會造成負面影響，而適度使用則會帶來積極的結果。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評論的作者寫道:“神經科學的證據不支持‘大腦可能被數字技術劫持或重新連接’的說法，我們應該用懷疑的態度對待它。”
上癮是個復雜但嚴重的問題，神經科學家尚未完全了解其機制。如果將我們對數字工具近乎普遍的依賴視為一種“上癮”，對那些生活被酗酒或吸毒等問題困擾的人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上癮行為的主要特征是，使用某種物質會干擾日常活動，以至于人們無法正常工作。相比之下，研究表明社交媒體經常被用來加強現有的關系，并沒有減少真實世界的互動或造成某些共同的傷害。
然而，研究表明，那些已經傾向于抑郁和焦慮的人可能會因為使用這些新平臺而遭受更多的痛苦。研究人員邁克爾·科爾尼(Michael Kearney)發現：“獨自使用社交媒體的人很可能沒有達到面對面社交的需求。因此，如果他們的社交需求沒有在社交媒體之外得到滿足，那么關注社交媒體可能會讓他們感到更孤獨。”
有很多簡單而健康的方法來解決這些風險，而不需要采取像雜碎智能手機這樣的粗暴措施。如果谷歌的最新舉措能幫上忙，那么我們完全支持它。但重要的是要記住，這些新功能并不能消除人們對隱私和數據所有權的擔憂。
就布羅德文個人而言，她走路的時候不再發短信。但她仍然在積極地監控自己與谷歌、蘋果、Instagram和Facebook分享的東西。這是個小小的改變，但她的前額以及對“數字幸福”舉措的感覺是充滿感激。（編譯/金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