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著人臉識別等各種異地辦公的手段不用，反而要求人們一定要跑回原地，比照起“讓數字多跑路、讓百姓少跑路”的互聯網思維，這本身也是不合時宜的，也難怪會成為人們口中的“槽點”。
長途漫游費、流量漫游費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手機用戶歡欣鼓舞期待著換地不換號的未來，然而，“歸屬地營業廳”卻成為不少用戶心頭的“緊箍咒”。銷戶、換卡、換套餐，各類重要業務只能回到歸屬地營業廳辦理，運營商全國一體的資費跑在了時代前端，而全國一體的服務體系卻顯得有些跟不上腳步。
對異地無法辦理注銷這件事，運營商通常給出的解釋是保護用戶安全，避免假冒的異地補卡、銷號等行為。在信息化如此便捷的當下，這已很難站得住腳。從權責的角度上來講，《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格式條款、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由此，很多電信業務辦理時只要一個電話、一次APP操作就能開通，而注銷或更換時卻要求用戶到開戶地去辦理，這明顯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再從現實需要的角度講，當前人員流動遷移的數量不斷增加，對異地銷號等業務的需求也日益增長，放著人臉識別等各種異地辦公的手段不用，反而要求人們一定要跑回原地，比照起“讓數字多跑路、讓百姓少跑路”的互聯網思維，這本身也是不合時宜的，也難怪會成為人們口中的“槽點”。
對異地無法辦理注銷這件事，運營商通常給出的解釋是保護用戶安全，避免假冒的異地補卡、銷號等行為。在信息化如此便捷的當下，這已很難站得住腳。從權責的角度上來講，《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格式條款、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由此，很多電信業務辦理時只要一個電話、一次APP操作就能開通，而注銷或更換時卻要求用戶到開戶地去辦理，這明顯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再從現實需要的角度講，當前人員流動遷移的數量不斷增加，對異地銷號等業務的需求也日益增長，放著人臉識別等各種異地辦公的手段不用，反而要求人們一定要跑回原地，比照起“讓數字多跑路、讓百姓少跑路”的互聯網思維，這本身也是不合時宜的，也難怪會成為人們口中的“槽點”。
比如異地注銷銀行卡，條條框框之復雜，常常令人抓狂。證券賬戶也是如此，注銷時要提交各種證明，然而開通卻在手機上就能完成。如此操作的原因，大概與這些公司的組織架構有關。以電信運營商為例，采取的是“集團+省市+地市”等分公司模式，各分公司之間按行政區劃分出明確的市場范圍，各自獨立運營結算，彼此構成競爭關系且不互通。今年全國兩會提出的“取消流量漫游費”，實際就是觸碰到了這個關鍵問題，由于每個省市的基礎設施和人口需求不同，計費機制和結算系統也大相徑庭，很難說打通就打通。同時，分公司模式造成了行政結構、人員編制和利益分配上的種種問題，不同因素掣肘下的結果，即是實質性的競爭關系，一個分公司要求必須回本地注銷，實際上暗含了維系本地客源和收入的意思，而其他公司應該回避這種正面競爭。
省市之間的信息無法聯動共享，是典型的不必要的制度性成本，要通過創新管理方式予以破解，這里主要指打通全國業務平臺，實現集中化管理。無論是為方便用戶辦理注銷手機號等業務，還是在不同的部門之間實現成本節約，都必須改變當前運營商分公司自成一統、相互隔絕的局面。近年來，通話漫游費、流量漫游費的逐步取消，以及“攜號轉網”等模式的出現，意味著信息一體化是大勢所趨。同時也要看到，分公司之間的壁壘逐漸打通，是因為坐吃人口紅利的業務模式已經見頂，電信運營商不能再緊盯著話音、網絡、流量消費的市場，玩各種“雞肋式降價”“假摔式降費”的文字游戲，而是要想辦法拓展新的商業模式。在一些國家，電信業已經能很好地利用數據，幫助金融業提高在征信、防欺詐、網點選址等領域的精準度，這種轉型為綜合業務提供商的案例，或許能提供一定的借鑒價值。
在當前降費提速的改革過程中，如何讓網絡用得省心、用得放心，是電信運營商們必須深刻思考的問題。隨著流量漫游費的取消，這不僅是省市之間服務流程的打通，更意味著電信運營商構建的市場模式可能會迎來深刻改變。運營商們應該積極擁抱變化、迎接變化，通過提高行業標準，重新定義服務“升級”的社會價值，促進服務改進，從而造福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