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晨
我去云南之前，河北項目點的積極農戶拉著我的手說：“我們村的品牌還沒有打造出來，你不能走。”我再三表態只是去云南探索一種新的鄉村工作方式，河北的工作仍然會有能干的同事跟進，我也會兩地兼顧。只是SRI在村里四年的工作，涉及婦女、環境、生態農業、城鄉合作，最終積極農戶只是落腳在農產品的品牌打造上，不免讓人有些失落。之后偶爾想起這段告別場面，我會暗搓搓地揣測自己在農戶心中的角色預定，應該是照片中最左邊這位：
在今天的中國，大概有無數人想穿越回1999年正月初五的湖畔花園小區，說一句大哥帶帶我。
不可否認的是，每一個人，都在尋找和更換自己的帶頭大哥(姐)，Ta既可能是一個具象的人，也可能會是宗教先知，或者一個松散或緊密的團體、組織。只是，在一個價值觀單一、人生可能性缺乏想象力的體系里，最有可能成為帶頭大哥(姐)的人物，一般都是從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依次列舉。為此，我畫了一個坐標軸，嘗試去分析那些身陷貧困的項目點農戶有多大可能性通過公益組織的從業者來脫貧，先不說致富。
說明：吳氏手繪成就運勢圖，by吳晨。
首先，人類中有很大一個比例的人群，在自己奮斗有限的前提下，希望通過一個帶頭大哥(姐)來走向人生巔峰。情感顧問、成功學、國產電視劇滋養了這樣的人群，并且其中一些人的確通過公式化訓練(比如Ayawawa的PU/MU值訓練)匹配了地位顯赫的帶頭大哥(姐)，通過自我商品化，獲得了豐厚的可支配收入，暫且叫做b類人群。
其次，是大多數的“勞苦大眾”，要通過更多的個人奮斗才能對帶頭大哥(姐)進行升級，稱為C類人群。
最后，是典型的“美國夢”勵志片，翻譯成中國諺語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把他們稱為a類人群，自帶各類加持，所以能夠實現一分耕耘一分收獲。
在貧困地區，人們很難獲得來自家庭背景、特長等天賦因素的加持，因此a類人群非常稀少。從我的個人觀察來看，c類人群是絕大多數，但隨著通訊技術手段的普及，b類人群開始在鄉村年輕群體中增多。
那么，問題來了。對于大多數農村工作者或者公益從業者而言，我們屬于非標帶頭大哥(姐)，也就是根本不在帶頭大哥(姐)的標準化評價體系中存在的種群，比如：
說明：巴以戰火中的特蕾莎修女
因此，當我們在農村社區工作中將自己有意無意放置到帶頭大哥(姐)的位置上時，我們通常會面臨幾種風險性。
首先，在一個常規的市場經濟活動中，我們通常很難動員村里的b類人群，并且他們還經常是謠言和潑冷水的起源。而貧困地區的c類人群，其奮斗的程度又往往低于外來的社區工作者所處的帶頭大哥(姐)段位，一旦這些帶頭大哥(姐)受制于項目周期和資助方的指標壓力，便會成為帶頭大哥(姐)作為教練領跑，結果獨自跑完全場的局面。事實上，從坐標軸看，社區里的c類人群需要的支持往往不是一個高段位的大哥(姐)，而是有足夠的時間、空間和資源，來“引擎”和“助推”ta的奮斗程度，包括經驗、性格、眼界和視野等不同要素。
其次，作為社區工作者的個人成長，將失去本行業自有的職業評價體系，就好像一般人都不會用銷售額、上市融資來衡量特蕾莎修女的能力和成就。當我們接受常規市場經濟活動中對帶頭大哥(姐)的期望值，也就意味著我們將遵循另一套能力值設定，并為此付出努力和調整自身的成長軌跡。
因此，我們有一個階段性結論，社區工作者在常規經濟活動中要成為一個帶頭大哥(姐)，可能要付出不計成本的努力，甚至會改變自身的職業定位。一方面，它解釋了目前的現狀，在社區經濟活動中，我們為村民帶來的收入提升通常都低于支出的增長幅度。另一方面，收入增長到一定程度后便陷入停滯，我們作為帶頭大哥(姐)的段位難以再匹配農戶的奮斗程度。并且，農戶的奮斗程度也處于一個停滯和高成本的節點，難以再去升級ta的帶頭大哥(姐)。
由此，社區工作者不應將自己固定在單一的評價體系中。我們可以去創造更為多元的市場機會，對現有的消費社會進行反思，豐富帶頭大哥(姐)的評價指標。與此同時，我也認識到社區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它表現在我們將如何支持農村社區居民為了改變命運和生存現狀而進行的奮斗。對于農村社區中大量存在的b類和c類人群而言，這是最為長遠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