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大齡自閉癥患者走過靜語者家園照片墻。 管依萌攝
來源：法治周末記者管依萌
經過一系列的熱身運動，靜語者家園的6名學生開始了他們的自然課堂——徒步漢石橋濕地公園。
他們排成一列走出藍色的大鐵門，開始了下午的征程。沒有喧囂吵鬧，沒有竊竊私語，除了路過汽車的聲音外，只有隨隊老師手中播放器中傳出的周杰倫的歌聲。
他們安靜而聽話，多數人會東張西望，似乎很難專注。20歲的康華因徒步不認真，隨隊老師便牽著他；15歲的趙信中，似患有強迫癥般，一邊走一邊不斷咬著自己左手邊的衣袖，衣袖被他咬得破破爛爛，兩只手的衣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與普通學校不同的是，位于北京市順義區牌樓村的一所平房內的靜語者家園，所有的學生均是15歲以上的大齡自閉癥者，這是“中國第一個專為大齡孤獨癥者打造的集群社區”的延續，創辦人竇一欣把它稱為“小院模式”，致力于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讓大齡自閉癥群體可以通過互助，實現“集體自立”的模式。
“其實他們什么都知道”
“又出去啊。”走出大門不遠，幾名坐在樹蔭下聊天的老人打招呼道。
“爺爺奶奶下午好。”隊伍中，兩名學生微笑回應。
這是靜語者對學生禮貌的訓練，事實上他們到了靜語者后，學校里招募的當地村民老師便會帶他們去村里各戶拜訪，讓周邊的村民認識他們。
從對話中可以看出，這些與普通孩子有著些微差異的自閉癥少年并沒有被周邊的鄰居異樣對待。隨隊老師張娜介紹說，平日學生會經常幫助村里清掃路邊的垃圾，老師也會組織大家幫助村里的老人，所以鄰里關系還比較友好。
實際上，剛搬到這里時，村民有時會被學生的行為嚇到，比如長時間大喊，或者在路上大小便等。
一路上，康華都沒有大聲地說過一句話。他來到靜語者家園已經一個多月，從最開始的帶有輕微攻擊性，一直到安靜聽話，并可以順利完成每天的訓練課堂。
康華走路的姿勢略有外八字，時常只顧低頭往前走，與他的安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邊走邊咬衣袖的趙信中在被老師制止后，他撅起嘴一副氣呼呼的樣子，并完全無視老師歸隊的指令，跑到路邊的松樹林撿拾松子，不過，他的“戰利品”并未得以保留，在與隨隊老師的一番“討價還價”后，他遵令扔掉了手里的松子。
兩個多小時的徒步過程中，少年們之間幾乎沒有溝通，對于兩位老師不時提出的“這是什么花？”“大家累么？”也極少回應。
“其實他們什么都知道。”張娜介紹道，很多孩子的思維非常清楚，但是他們無法正確表達，或者說出來的話會顯得“前言不搭后語”。
兩個多小時的自然課堂后，學生回到了靜語者，圍繞著小桌子，一人抱著一個蘋果吃了起來。
“讓孤獨的心走出去玩起來友誼的手握起來”，這是小院內掛著的橫幅。
9年的教育實踐，接觸了近千名3歲至37歲不同程度的自閉癥案例后，竇一欣發現，大齡自閉癥人士需要的不是傳統的教育，而是需要基礎的生活常識與情緒控制。于是，靜語者里便采用了同吃同住同生活的方式，沒有語數外教學。
在靜語者家園，訓練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基本的社會禮儀和生活習慣的養成。“從最基本的吃飯、穿衣，不麻煩別人開始，給他們養成一個好的習慣，不讓其他人反感他們。”竇一欣認為，這是自閉癥人士融入社會的基礎。
孤獨的孤獨癥
在將雙胞胎孩子康佳和康華送往靜語者家園之前，周蘭走了很多“彎路”。
周蘭還記得20年前喜得雙胞胎兒子時的喜悅。然而夫妻倆逐漸發現直到三歲，兩個孩子康佳和康華都始終無法集中注意力，也不怎么說話，甚至連教他們一些簡單的知識和動作也沒有任何反應，更不懂得與人交往。
周蘭帶著他們前往醫院做檢查，被診斷出患有自閉癥。
康佳和康華出生于遼寧，由于當時本地沒有專門的自閉癥兒童的學校，夫妻兩人在確認兩個孩子無法在普通幼兒園學習后，便聘請了一位老師，專門在家訓練兩個孩子。
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校有2000所，而學齡前特殊教育學校幾乎沒有。
上學后，康佳不喜歡集體的環境，無法學習，甚至痛苦地用指甲摳自己的大腿，同學間的不友好也讓他更加無法融入。學校的集體生活則加重了康華的癥狀：自言自語、不能控制在課堂上的行為，當然更無法融入正常的學習和生活。
兄弟倆的喜好也很相似，康佳很喜歡“聽”天氣預報，康華很喜歡“聽”廣告，青春期的時候，只有播放這些內容才能讓兩人安靜下來。周蘭家中購買了兩臺電視，隨時播放錄制好的天氣預報和廣告。平日里，兄弟倆經常會各占一屋，搬個小板凳坐在電視前，安靜地“聽”，倆人幾乎很少說話，有時一天的時間里屋內安靜的只有電視的聲音。
更令周蘭頭疼的是，康華不時有暴力傾向。一有不順心的事情，他便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杯子放錯地方、飯菜不是自己喜歡吃的等一系列事情都是他發脾氣的理由，至今，周蘭的胳膊上還留著他的牙印。康華最暴躁的時候是青春期的時候，尤其是14歲之后。他“學會了”摔東西，茶杯、飯碗、遙控器……不僅如此，青春期的康華每天都把自己關在屋子中。
周蘭一直在尋找訓練自閉癥兒童的方法。她辭掉工作，全職在家照顧孩子，每天帶孩子做強度很大的訓練，包括運動、語言認知方面的訓練。
2014年的《中國孤獨癥家庭需求藍皮書》顯示，超過一半的家庭有一人放棄職業專門照看孤獨癥孩子，只有四分之一的家長保留全職工作。
周蘭的丈夫事實上也將辦公室搬回了家中，除去必須出席的商務往來，很少為工作出門，夫妻二人在家陪著兩個孩子、帶他們去各種機構學習、與其他自閉癥家庭溝通心得……
數量龐大的自閉癥者最終都是回歸家庭
某種程度上，靜語者其實有點像日本的“櫸之鄉”。
那是由21位自閉癥家長發起的成人自閉癥的養護機構，二十多年前，日本的自閉癥兒童在完成義務教育之后同樣面臨無處可去的境地。“櫸之鄉”將日本對于自閉癥患者的福利政策，從15歲推后至18歲，再到實現全生命周期的關懷。
在2014年香港那起令人震驚的慘案之后，“當我們老去，是否只能帶著你一起離開？”勾起了自閉癥孩子家長們共同的疑問。
那起案件中，59歲的老蔡在失業后砍死了自己患有自閉癥的15歲的長子，隨后自殺。
與自閉癥兒童家長圈的活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隨著孩子年紀的增長，能接納、托養他們的地方越來越少，很多家長一路走來的感覺都是，很多孩子“不見了”。
據中殘聯統計，截至2014年，全國實名制康復教育機構雖然已達1345家，能接受大齡自閉癥譜系障礙人士的屈指可數，能夠進行職業培訓的就更少。
經濟壓力是很多家庭無法回避的問題，每月動輒幾千元的康復訓練支出對許多家庭而言難以負擔。此外，大多數的自閉癥譜系障礙人士沒有醫療保險，不能享受醫療費用的減免和報銷，他們的各項醫療費用也會大大高于普通人群。
靜語者家園的老師侯曉軍告訴記者，國家對自閉癥兒童的投入還是可見的，包括很多地方都會有補助，但對于大齡自閉癥的關注和政策，相對較弱。
數量龐大的自閉癥者在成年之后其實都是呆在家里，由年邁的父母照顧，對于這些家長，人們最常聽到的心愿是，希望自己比孩子活得更長一些。
一些家長也自發創建了自閉癥托養機構，其中14個家庭的家長，在考察了日本七八個成人自閉癥養護設施后，在華東地區某個村莊設立了“星星小鎮”。
與竇一欣一樣，他們都會面臨當年“櫸之鄉”曾經面對的問題：場地經營無法自給自足、周邊居民強烈反對、家長必須不斷“輸血”……
周蘭原本希望，在多年的大量訓練之后，兄弟倆能夠步入社會，但經過多年的東奔西走，她發現多數大齡自閉癥者最終都是回歸家庭。
竇一欣觀察到了同樣現象：大齡自閉癥患者很難走入社會。在靜語者小院模式里，他倡導的訓練模式在自閉癥干預治療中，并非主流，但他仍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設想：“一直強調社會要接納多樣化，太空泛了，行為訓練是有效的，而且符合中國國情，即大多數人對自閉癥并不理解，讓孩子學會社會規則，不去觸犯規則，他們才能在自己世界里活得更自由。”
兩個月前，靜語者家園第4次“為了不孤獨的行走”徒步之行從北京啟程，終點是成都，總計約2400公里。6月5日，4位參與的“小將”堅持到了最后一站，行程圓滿結束。這其中包括康佳。
周蘭從未想過兒子康佳能自理生活，更沒有想過他可以在沒有家人的陪伴下出遠門：“雖然我們走的是羊腸小路但一樣有美麗的風景，孩子的微小進步都會讓我歡喜，一樣有成就感。”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自閉癥人士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