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在少數地方演變成“精準填表”，忙壞基層一眾“表哥”“表姐”，而在另一些地方，扶貧又催生“暴走一族”。
媒體近日實地走訪國家級貧困縣四川達州宣漢縣一些鄉村時意外發現，去年底竣工的冒尖村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共建有新房29幢，但入住村民僅6戶; 天坪村集中安置點，20棟水電安裝齊全的新房同樣全部完工，搬遷入住者只有3戶。農民為何“喜舊厭新”?村民向記者道出實情：住老房怕塌，住新房怕餓。多位村民稱，安置點周邊土地已有歸屬，無地可種，無事可做，生活也無保障，不得不返回原址，安置房也因此大量空置。記者遇見70歲的村民黎洪森，自去年集中安置后，他白天早起去老宅種地，晚上回安置點睡覺，來回步行山路要耗時4.5小時，單程10公里。
每天步行10公里，對城市健身、消食者而言，是可以朋友圈曬步數的炫耀，而對這山區農民來說，卻是難以承受的身心折騰。當然，安置房大量空置，基層干部也不樂意看到，不過，對付上級檢查，他們有一套。據記者了解，大多易地扶貧搬遷戶在收到相關部門通知的時候會入住安置點“配合檢查”，通常是住幾天后又離開。
扶貧安置是善舉，為何又落入形式主義的窠臼?病態在下面，病灶在上面。從“治未病”或“治已病”的角度，可以批評一些人缺乏底層思維、系統思維，唯上而不唯實，顧頭而不顧尾;只考慮外表的居住環境，不關注內在的生存空間、生活質量;只考慮到按時完成安置任務，而忽視安置點的選址、遷入農戶土地協調、生產發展等諸多細節問題。但是，對某些官員而言，上面的檢查考核，往往比下面的民生問題更關乎痛癢，他們的思考重點自然有所偏向，思路也難免出現偏差。所以，形式主義的背后不只是官僚主義作祟，更有“精致的利己主義”在頻頻發力。
善的形式，漸變為舍本逐末的形式主義，現在可能是一種“多發病”，而且基層是“重癥區”：一方面，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另一方面，基層欠缺即時反饋的渠道，也少有抵制“病毒”的勇氣。
朋友的老家在蘇北鄉村，每次回去都聽到周邊鄰居抱怨，現在上學太不方便了，小孩從幼兒園起就要被趕到30里外的鎮上去。有的家庭每天接送，有的不得已附近租房，有的只好讓孩子住校。好多年輕父母在外打工，祖輩即使有能力有精力接送，遇上惡劣天氣，還是無能為力，據說時有車禍發生。撤點并校之后，上學路迢迢，學子不堪其苦，家長不堪其累——這些是決策者始料未及的嗎?撤并以后，教育主管部門是否有過回訪?如有調查，為何未見整改?
中心校的書聲瑯瑯，難以掩蓋邊遠生源家庭的尷尬和糾結。據了解，因為上學不便，有的家庭干脆不讓孩子上學，一些地方輟學率有所上升;一些地區沒有考慮校車配備，不少孩子只能乘坐不合格的校車、黑校車上下學，險象環生;由于寄宿硬件條件較差，與寄宿相配套的心理輔導、生活服務難以跟上，寄宿學生心理問題也日漸凸顯。事實上，布局調整的政策出臺之初，便提出“小學就近入學、初中相對集中”的原則，而到了農村鄉鎮，一些地方顧及當地學校生源穩定，以鄰為壑，并不鼓勵跨鄉鎮就讀。朋友老家的那個村子，距離臨近鄉鎮的中心校只有五六公里，但是因為學籍管理規定，他們大多數只能“就遠入學”。不過，有關系有熟人的，也還是可以找到門路插班就讀——新政策遭遇舊規定，好的形式，便淪為惡的形式主義。“扶貧”可以如此，“并校”可以如此，其他種種身邊基層的事務，又何嘗不會被“異化”至此?
我們一直習慣這樣簡單的社會分層：“上面”“下面”，而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不只有“面”，不只是“多面”，更有“里”。這個生態系統又是以人為中心的，所有的制度設計、政策選擇都要尊重并關注社會成員的個體感受。好的政策落地，好的制度到位，絕對不是“好看”，而應是廣大群眾普遍感到“好用”“好受”。
作者：周云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