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近日聯合印發了《中央和國家機關會議費管理辦法》。《辦法》規定，參會人員以在京單位為主的會議不得到京外召開，不得到黨中央、國務院明令禁止的風景名勝區召開會議；各單位要嚴格控制會議規模；改進會議形式，充分運用電視電話、網絡視頻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降低會議成本，提高效率。（9月23日新華網）
我國是一個“會議大國”，甚至是一個“超級會議大國”。用一句話來形容一些官員就是，“不是走在去開會的路上，就是正在開會，或是剛剛開完會”。據2008年6月份上半期《半月談》的一組數據：一些單位的主要領導一年中參加的大小會議、活動絕不會少于1000個。顯然，給“會議大國”戴上緊箍咒既是一種需要，又是一種必要。
許多會議完全是在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侈之風。這也正是當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集中要解決的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幾大問題。一者，“沒事常開會，小事開大會，大事開小會，重大事情不開會”的坊間“總結”，已經道出了當下一些會議的冗繁和不必要性，還直接指出了會議制度的不合理性；二者，“官員一急就發火，領導一急就開會”，說明了我國有大量的會議是依領導干部個人主觀情緒而定的；三者，有些會議已經成為一種福利，我們可以稱之為“會議福利”，比如，會議已經成為一些官員度假、休養、游玩和領取紀念品的特權。
“會議福利”的泛濫，造就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會議經濟。而在異常繁榮的會議經濟背后，是早已負重前行的公共財政支出。2011年發布的《中國會議藍皮書》中指出，目前我國每年舉辦各種會議多達幾千萬個，涵蓋公司會議、政府會議、事業單位會議和社團會議四大類，會議經濟產值近萬億元。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個《辦法》到底能有多大效力、能有多長的“保持期”，有待觀察。
把“超級會議大國”關進制度的籠子，不能僅靠把舊規定“炒冷飯”翻新，更需要輔之以嚴厲的行政和司法問責。由此，會議才不會成為特權人士的福利，才不會成為公共財政和廣大納稅人的負擔。 （王傳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