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對派發起“占領中環”行動爭取所謂的“真普選”，近來引發了熱烈討論。
“公民抗命”概念在香港可算新鮮，但在西方社會卻耳熟能詳，學術界對“公民抗命”的手段也有不少質疑。最大的爭議是，“公民抗命”運動發起人如何證明其要求是正當的？“公民抗命”行為是公民主觀地根據自身的判斷所做出，因而難免存在客觀上出錯的潛在危險。
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曾提出只有符合三個條件，“公民抗命”才能稱得上正當。一，公民反抗的是明顯的實質性的不正義;二，對于政治多數已真誠地正常呼吁過，但未取得效果，法律的糾正手段已證明無效時，才能采取“公民抗命”;三，在實施“公民抗命”前，須全面審慎地考慮可能出現多種并存的“公民抗命”對法律制度破壞的嚴重程度。這一說法被廣泛接受，但當前香港“占領中環”行動卻明顯不符合上述條件。
首先，反對派多次引用國際公約，質疑未確定的2017年特首選舉辦法“不符國際標準”。但特首提名機制是《基本法》規定的，反對派也宣稱尊重《基本法》，那“占中”反抗的對象就沒有明顯的不正義。
其次，“占中”行動所宣稱反抗的制度或法例，目前連草案都沒有確定。有關特首普選問題，現在仍有開放的討論空間，正常呼吁和其他手段都可以發揮作用，所以香港反對派在尚未有具體政改方案的情況下就要“占領中環”并不適當。
最后，“公民抗命”一向主張采用非暴力反抗手段。但在現實中當和平手段不能達到目的時，斗爭手段往往就會隨之發展，超出非暴力范圍。上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大學生運動就是如此。反對派不斷強調“占中”行動是和平理性地進行，但這樣就一定能避免流血暴力嗎？數千人長期占領交通要道，影響數以十萬計市民正常的工作生活，大家會“寬容”地任由“占中”無限期持續？長期下去，難免會引發零星的口角沖突和局部的肢體沖突，有可能演變成大范圍的對罵、攻擊，甚至可能以流血騷亂告終。
法治精神一向是香港的根本，包括商業活動和示威活動在內的一切活動，都必須以法律為依據。不依法辦事，香港社會就會混亂。而“占中”一旦出現，無可避免地將會動搖香港的核心價值和賴以生存的法治精神，成為一個極壞的先例，結果必然使香港這個“法治之都”淪為“失序之都”。這是“占中”最大也是最深遠的危害。
“占領中環”不論如何掩飾包裝，其本質都不是“公民抗命”，而是“暴民抗命”，是一場挑動社會沖突的政治運動，具有高度的“對抗性”。其實，既然反對派一再宣稱尊重中央政府的主權，那么為何不主動根據《基本法》框架，設計出一套既尊重中央又符合普選原則的提名及選舉制度方案，供社會廣泛討論呢？這才最符合香港社會的利益。▲(作者是香港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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