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提出“廉政試驗區”概念以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建明始終堅定自己的想法，要更好更快地讓一部分地區或部門先廉潔起來。任建明相信，同樣的方法也能夠有效地推動政治領域的現代化。他一再強調，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9月26日《新民周刊》）。
經濟改革有經濟特區，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反腐倡廉也要搞“廉政特區”，讓一部分地區先廉潔起來?！谓鹘淌诘南敕ǎ致犉饋碛行┎豢伤甲h，甚至頗為荒唐可笑。一是，“讓一部分地區先廉潔起來”的潛臺詞很不好；二是，先富帶動后富都有些理想主義，更遑論先廉帶動后廉了。因此這一說法引來了一片質疑和嘲笑。
事實上呢，“讓一部分地區先廉潔起來”的潛臺詞不好聽又怎么樣，我們應該和中央一樣，證實腐敗事實。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下決心反腐敗，而且不應該只是在力度上治標，更應該在制度上治本。至于“先廉帶動后廉”，其實是公眾對于“廉政特區”試驗價值的一種誤解。
確實，“廉政特區”和經濟特區完全不是一回事，特別是對政府官員而言，后者因為看得見的好處而充滿干勁，前者卻是典型的自我革命，而且沒有激勵，難以在短期內看到實效——阿勒泰官員財產公開人走政息，就是典型的例證。
我之所以認為“廉政特區”不妨一試，是因為它的價值根本不在于“先廉帶動后廉”，而在于測試系統風險同時積累改革經驗。誰都會說，腐敗為法律所不容，反腐沒有什么“特區”可講，必須全國同時廉潔起來；可做事不是口號，需要做方方面面的現實考慮。對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更是如此。
“廉政特區”試點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小范圍測試根本性的反腐制度改革，來檢驗系統風險究竟有多大，是否在可控的范圍之內，是會危害社會穩定還是有助于社會和諧？如果那些有代表性的“廉政特區”能夠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實現良好的制度改革，不僅有可能為反腐敗找到一條可行的路子，而且還會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現實的途徑。涉及到官員利益的改革，不是常說“時機不成熟”嗎？不試點一下，怎能知道時機是否早已成熟？
“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官員財產公開也好取消養老金雙軌制也罷，公車改革也好灰色收入治理也罷，都不妨在“廉政特區”的試驗田里試一試?！皩嵏伞庇肋h要比“空談”好，哪怕只是“讓一部分地區先廉潔起來”，我們也應支持。（湖南 盛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