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寧市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近日出爐，其中明確：拒絕給老弱病殘孕讓座，經勸阻仍不改正的，駕駛員、乘務員可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這意味著，拒不給特定的人讓座，就要被趕下車。意見稿一出，遭到諸多質疑。（9月27日《人民日報》）
應該說，南寧的這條規定，初衷雖好，但恐怕利少弊多。
先說可操作性。若立法規定了不給老弱病殘孕讓座可被強令下車，可乘客就是不下咋辦？再立法賦予駕駛員、乘務員警察般的強制執法權？若沒有執法權，動輒就往派出所拉？這樣的立法，讓平等主體的經營者和乘客之間為讓座的問題而彼此對立起來，等于立法在制造矛盾和糾紛，并危及一車人的安全，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再說地方立法規定強制給老弱病殘孕讓座，同國家法律的沖突。《合同法》規定，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通常、合理的運輸要求。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不得拒載”。這是法律通過強制性規定來保障乘客實現出行目的的重要規范，是乘客的基本權利，也是承運人的重要義務。
其實，“給老弱病殘孕讓座”，根本不該上升為立法。
法律格言有云，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這說明，道德與法律沒有截然的界限。誠實守信、夫妻忠誠等道德規范，現在都上升為法律原則了。尊老愛幼歷來是重要的道德規范，該道德規范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也是可以施以法律的保障的。
住建部的《城市公共汽電車客運管理辦法》規定，城市公共汽電車經營者應當在客運車輛內設置老、弱、病、殘、孕專用座位。這就是在“必要”和“可能”時，為道德加上法律的保險。尊老愛幼須體現在具體的行動上，這就是“必要”；在客運車輛內設置專用座位，有便于在法律上控制和操作的客觀判斷標準，這就是“可能”，有這兩個基礎，才能上升法律規范。
相反，即使有“必要”，但缺乏客觀判斷標準，在法律上無控制和操作的“可能”，也不能上升為立法。“給老弱病殘孕者讓座”，也很有“必要”，但駕駛員、乘務員無法短時間內判斷出坐專用座位者是否也是孕婦，是否也生病等，現實生活是復雜的，對于誰是否該讓座，很難做到客觀地控制和操作的“可能”，這種情況下，立法就不應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