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過去的9月，“案件”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關鍵詞。從薄熙來到雷政富，從楊達才到龔愛愛，從王書金到李某某，多起熱點案件扎堆進入庭審或宣判階段。“審判月”，成了一些媒體對這個月的總結。
大案要案、焦點案件在一個月內密集進入公眾視野，近年來罕見。在審判過程中，不少案件采取公開透明的方式，成為法治生活中的亮點。對庭審進行文字和圖片直播，讓公眾一睹案情細節，借助微博等公共平臺展開討論，這種走向透明化的司法實踐令人印象深刻。
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熱點案件審理公開，一方面帶來了司法體系自身的完善。擯棄“神秘主義”，保障當事人和公眾知情權、監督權，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保證審理和判決的公正，進而樹立法律權威和司法公信。另一方面，案件的公開也是一堂普法課。嫌疑人到底觸犯了哪些法條，哪些是可以“從重”或“從輕”處罰的情節，什么是“自首”“立功”表現，法院對控辯雙方意見的采納狀況，諸如這些專業性內容開始為人們所了解和理解。以案解法，抽象的法條也可以生動地傳達。
在看得見的進步之外，不乏遺憾和需要改進之處。比如，有些案件雖然依法在公開度上有所限制，但必要的信息披露，要么不夠充分，要么姍姍來遲，信息不對稱的結果，是猜疑滋生，加重公眾對案件公正審理的擔憂。又比如，一些案件仍存疑問，需進一步回應社會關切。“表哥”的表、“房姐”的房，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法律上又當如何認定和處理，尚無明確的答案。
正如法學專家指出的，任何案件的發生，都是人類生活的反映。這些集中在一起的不同案件，反映了轉型期社會問題與矛盾的復雜性，從個體違法作惡的案例中，可以窺見更為深層的社會癥結。
每一個案件都是一個問題樣本。丁書苗案所暴露的官商勾肩搭背、權錢交易、結成利益同盟等問題，說明監督和制約權力、用制度壓縮腐敗空間，還需更加給力。摔童案，隱藏著社會中的暴戾之氣，反映了社會心態和社會交往中的一些負能量，這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種社會“心病”，需要包括法治在內的文明力量一起療治。而處于輿論漩渦之中的李某某案，則是名人教育弊端的一次劇烈爆發，提出了在物質豐裕、生活優越背景下，從家長到學校如何“立德樹人”的重要課題。
隨著法槌一次次落下，一個個案件塵埃落定，輿論的聚焦點也將漸漸移向別處，但案件的落幕，并不意味著反思和改進的終結。無論是司法公開的進程，還是破解案件背后的社會問題，都需要再接再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