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金文兵 付姍姍
今天是七七事變80周年紀念日。
日本學界稱這場決定中日國運的戰爭為“十五年戰爭”。
提起“十五年戰爭”，日本的中學生就知道是指中日之間的那場“之前的戰爭……
前天， “紀念七七事變8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此次會議由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與武漢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所聯合承辦。
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會長徐藍教授，武漢大學人文資深教授、國家抗日戰爭工程項目“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研究”首席專家胡德坤教授出席會議。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肖裕聲少將出席并主持會議開幕式。
“十五年戰爭”脈絡清晰
與中國“十四年抗戰”遙相響應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少軍建議，我們可以呼應日本學者的“十五年戰爭”這一提法。
據李少軍教授介紹，所謂“十五年戰爭”概念的提出，在日本學界的脈絡很清晰，由日本學者最早在1956年左右提出，現已進入日本的中學課本。
據了解，所謂“十五年戰爭”，主要是一個軍事學方面的概念。它是指：從1931年“滿洲事變”（中國稱“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持續時間為13年11個月，中國稱為“十四年抗戰”，按傳統的紀年方式來計算，因跨越了15個年頭，于是被日本人稱為“十五年戰爭”。
有資料稱，“1956年鶴見俊輔率先將‘滿洲事變’、‘中日戰爭’及‘亞洲太平洋戰爭’三場戰爭統稱作‘十五年戰爭’。此后，這一稱謂受到大家歡迎并得以普及。1986年11月，江口圭一的《十五年戰爭簡史》一書問世，從而使這一稱謂完全獲得了公民權。”
在日本學界，“十五年戰爭”這一概念，頗具影響。在構筑這一理論觀點的過程中。著名史學家江口圭一的學術貢獻稱著。以嚴密的實證研究為基礎，江口圭一認為，日本于1931至1945年發動的對外戰爭，是一場連續的，同時呈現階段性發展的侵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弱勢與軍事強勢的兩面性、近代天皇制立憲主義二重性的制度弊端、統治集團內部對英美協調主義與亞洲門羅主義的兩條外交路線之爭，是導致侵略戰爭的重要根源；昭和天皇是那場侵略戰爭的最高決策者，理應受到法律制裁，而支持了戰爭的普通日本民眾也不應逃避加害者責任，應該捫心自問、深刻反思（根據青木書店1992年2月1日第2版第3次印刷本譯出）。
我國史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十五年中日戰爭說，并進行了討論。
一般認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這個期間，中日之間的軍事對抗，主要集中于中國東北、華北，以及上海等地。屬于局部的、間斷性的、地方性的軍事對抗。
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演化為全國性的持續的大規模的戰爭。因此，有中國學者提出這是“全面抗戰爆發”的起點，然后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共持續8年，中日雙方處于全面戰爭狀態，因此就有了我們聽過多少年的“八年抗戰”之說。
1931年至1937年間，并非“空白期”
日本人從來沒有停止“動手動腳”
很多中國人在看待日本侵華史時，往往比較直觀地看到了堅硬的、充滿硝煙的軍事對抗，卻忽略了日本對于中國的一以貫之的、“渴望登陸”（從日本小島登上大陸）的國策——“大陸政策”。
對日本大陸政策做全面系統研究的是沈予著《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
該書把日本大陸政策發展演變的過程分為4個階段：“1890年山縣有朋首相的‘利益線論’，1927年田中義一首相的‘滿蒙分離論’，1937年近衛文麿首相的‘國際主義論’和1942年東條英機首相的‘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論’。”
“在日本侵華史上，1927年東方會議是一次決定‘國策’的重要會議。田中義一這位山縣有朋的接班人，制定了‘滿蒙分離政策’為核心的《對華政策綱領》，將攫取整個中國東北定為日本大陸政策新的戰略目標，并準備以武力付諸實施。東方會議標志著日本軍國主義把‘利益線’的焦點推移到中國的‘滿蒙’。它的召開，預示日本軍國主義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華行動即將展開。”
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建立“滿洲國”之后，繼續推行大陸政策，于1933年占領了熱河。隨后，向南越過長城，侵入河北，向西侵入察北、綏東。
1934年12月日本岡田啟介內閣陸軍、海軍、外務三省的官員制定了一個《關于對華政策之件》。這個文件主要內容是分割華北，“希望在華北地區出現南京政權的政令不達的情勢”，實現華北的“特殊化”。
1935年6、7月間，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與中國駐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以“換文”方式達成一項協議，通稱“何梅協定”。根據這項“協定”日本擴大和加固了在河北的勢力，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又一次受到侵犯。
日本駐軍逼迫中國華北當局訂立“何梅協定”之后，何應欽一再致電蔣介石、汪精衛，提議重新考慮對日方針，以擺脫日本的壓迫和侵略。中國政府采取的辦法是繞開日本軍方，直接與日本政府商討改善中日關系問題。本著這種用意，中國駐日大使向日方提出改善中日關系的意向，日本內閣同意以調整日華邦交為手段，達到侵略中國的既定目的。這樣就有了中日之間圍繞著“廣田三原則”的會商和談判。
“廣田三原則”的主要內容是：一、中國方面徹底取締排日政策，拋棄依賴歐美的政策，采取親日的政策；二、中國方面終應正式承認滿洲國，暫時可對滿洲國作事實上的默認，拋棄反滿政策，在華北與滿洲接壤地方實行經濟、文化的融通與提攜；三、中國方面應依日本排除來自外蒙的赤化威脅的希望，在與外蒙接壤地帶進行各種合作設施。
廣田三原則的用意很明白：中國必須承認滿洲國，但可拖一段時間；通過外交經濟等手段，攫取中國的權益；擴大在華北內蒙的侵略勢力包括軍事行動。由于中國方面沒有滿足日本的需求，交涉沒有結果。
在中日調整國交同時，日本軍方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也在積極推進之中。1935年9月24日，接替梅津美治郎任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多田駿，在平津日本記者會上發表個人聲明，并散發《對華之基礎觀念》小冊子。它們的主要內容是：在華北五省實行軍事合作，防止赤化；“對組織華北五省聯合自治體的工作，予以指導”；華北與南京政府斷絕財政聯系；將反滿抗日分子徹底地驅逐出華北；把華北建成一個“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樂園”等。
日本政府所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或“組織華北五省聯合自治體”所指的華北是河北、察哈爾、山西、山東、河南五省。日本侵略者極力壓迫冀察行政首腦宋哲元就范。但因中國政府態度強硬和全國抗日運動高潮的興起，日本的侵略勢力雖有較大伸張，而如意算盤并沒有達到。當時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一個緩沖政權，而不是聽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權。
日本對綏遠的侵略擴張先是很順利，不久也遇到挫折。1935年7月25日，關東軍參謀部制定了一個文件《對內蒙施策要領》，該文件提出：先將內蒙古變為“親日滿區域”，“隨著華北工作的進展，應使內蒙脫離中央而獨立”。
這時，蒙古貴族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任行政院屬下的內蒙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的秘書長，實際上掌握蒙政會的大權。1935年12月日本關東軍邀德王去“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會見關東軍首腦南次郎等。雙方商定：日本幫助德王在內蒙西部先搞一個“獨立”局面，然后再建蒙古國。關東軍給德王5000支槍和50萬日元。
1936年2月12日，在日本軍人策劃下，德王在他的駐地成立偽蒙古軍總司令部，任總司令，日本軍人為顧問。1936年5月12日，“蒙古軍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德王為總裁，掌握軍政大權，12月德王去“新京”與“滿洲國外交部”簽訂了“滿蒙協定”。日本在建立內蒙偽政權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日本軍人支持的偽蒙軍的軍事進攻，卻受到重挫。中國軍隊在百靈廟打敗了偽蒙軍，在華北爆發了群眾援綏運動。
也正在這時，中國政府改善與美英蘇的關系有很大進展，得到他們一定的支持，日本寄予希望的與中央對立的西南地方政權，在雙方一度發生緊張關系之后，得到和平解決。這時更有突出意義的西安事變在和平解決之后出現了全國統一對抗日本侵略的局面。中國政府在軍事上也開始作抗戰的準備。中日兩國政府關于“調整國交”的交涉沒有結果，日本的企圖沒有達到。這一切不能不使日本統治集團對侵華政策作新的思考。
進入1937年日本政府的對華外交出現了變化，同時軍方的“對華一擊論”抬頭。3月上旬，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喜多回國匯報工作，他對軍部說：蔣介石政權實行抗日方針，不會改變。它正在加強內部，充實軍備，依附歐美，迅速實行南京、華北一體化。日本應明確認識這一情勢，并確立根本的對策。中日關系惡化，最后將發展到很難用一般手段來調整。從加強對蘇戰備考慮，對華政策，“應在對蘇行動之前，首先實行對華一擊，用以摧毀蔣政權的基礎”。6月初，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向軍部陳述對華政策的意見：“日本再進一步向南京政府謀求親善，這反而只會助長其排日侮日態度。”6月9日，他向陸軍省、參謀本部正式提出《關東軍關于對蘇對華戰略意見書》，指出：從準備對蘇作戰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當前形勢，我們相信，如果為我方武力所允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除去我方背后的威脅，此最為上策。
日本的對外擴張侵略行動，是以準備對蘇作戰為首要的考慮，還是以武力侵華為現時的主要目標，一直存在著兩種意見。1936年末、1937年上半年，日本雖然重視準備對蘇作戰問題，但是，是一種戰略上的考慮，而中日兩國之間，在“九·一八”以后，一直處于間歇性的局部的戰爭之中，中國又是一個弱國，實行“對華一擊”，使中國屈服，可以比較容易地達到目的。所以“對華一擊”是現實的可行的。這樣也就把對蘇戰備和進攻中國統一了起來。
1937年6月4日近衛文麿內閣成立。其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是謀求“基于國際正義的真正和平”，而不是“單純維持現狀的真正和平”。 “在沒有達到實現國際正義之前，我們日本屬于‘沒有資源的國家’之列，我們不能不保障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權。日本的大陸政策就是基于保障這一生存權的必要而制定的。現在國際正義尚未實現，這就是為我國提供實行大陸政策屬于正當的依據”。
近衛首相這一國家戰略方針的表述，明確表白了日本帝國改變現行國際秩序、重新分配世界各國的領土和資源的野心。
表現在軍界，“對華一擊論”抬頭。于是，順理成章，七七事變發生了，卻未能與過去的局部戰爭一樣暫時就地解決。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中國全國進入戰爭狀態。和中日兩國國家命運密切相關的大戰展開了。
七七事變在中國抗戰史上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對國內抗戰產生了深遠影響。七七事變后中華民族奮起反抗，促進了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全民族團結抗戰新格局。前天的一些發言學者指出，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徹底拋棄了“和平幻想”，正式確立了結盟抗日的外交方針，舉起了亞洲反法西斯大旗，并積極推動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建立，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
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指揮學院牛力少將在發言中指出，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適應客觀形勢的重大變化，適時地實行戰略轉變，軍事上轉變為抗日游擊戰，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七七事變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與會專家們在談到中國全面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的國際合作時，高度肯定了中蘇戰略合作關系的重大意義，認為這是反法西斯戰爭中，大國之間為抗擊法西斯的首次戰略合作，是實現世界反法西斯合作的第一塊基石。
中國二戰史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肖裕聲少將特別提到如何表現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東方戰場”的問題，他認為利用拍攝“東方主戰場”紀錄片的方式，能夠更好地展現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民族精神。
胡德坤教授作總結發言時特別提到紀念七七事變一方面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提高關于抗日戰爭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研究的認識，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們喚醒歷史記憶，銘記抗戰精神，鼓舞全國人民的斗志，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總結評議環節，北京大學徐勇教授對發言嘉賓的主題報告作一一點評，并予以高度評價，他贊揚此次學術會議成果豐碩，緊扣中國抗戰史與世界第二次大戰史的關系，基本涵蓋了該領域的各方面研究，令人受益匪淺。
觀照歷史 重在警醒未來
戰爭，可能相對簡單，但戰爭背后的杯葛糾纏，可能更為復雜。
這種復雜的局面，也給后世的歷史學者留下了一定的討論空間。
同一史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解釋就會不同。同一史實，從不同的時代背景出發，解釋也會不同。
就在日本，對這場戰爭的稱呼與認識，同樣顯得復雜與多元。在討論中國抗戰史觀的同時，觀察日本視角下的戰爭認識也是一個重要的選項。
僅就學術意義而言，無論8年史觀、14年史觀、還是十五年史觀，這些提法都有足夠的史料作為支撐，都是學界對于這段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的不同認知。這在學術上，既是允許的，也理應得到尊重。
（本文部分內容引自王檜林《論“十五年中日戰爭”與“八年抗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