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害了，我的國》海報
《厲害了，我的國》海報
廣州日報訊（全媒體記者 黃岸）紀錄電影《厲害了，我的國》持續熱映，截至昨天記者發稿時，影片累積票房已經超過3億元。從前年的《舌尖上的新年》《我在故宮修文物》《我們誕生在中國》，到去年《二十二》、《重返·狼群》等，閃耀大銀幕的國產優質紀錄電影在口碑豐收的同時，也屢屢創下票房奇跡，正在迎來一個最好的時代。
各行各業都能在片中找到自己的身影
由中央電視臺、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紀錄電影《厲害了，我的國》于3月2日上映后，引發了觀影熱潮，贏得了票房口碑雙豐收。截至昨日記者發稿時，該片全國票房已突破3億元，刷新了中國紀錄電影的票房紀錄。
影片以氣勢恢宏的歌與樂、振奮人心的解說詞，將中國橋、中國路、中國車、中國港、中國網等一個個非凡的超級工程一一展現在大銀幕上，同時通過細膩的情感表達，將“大家”與“小家”緊緊結合在一起，駐村干部、電網工人、登門為患者辦理服務的健康管理員等，一個個非凡工程背后的平凡人，匯聚成一個個奮斗者的故事，各行各業的人們都能從中找尋到自己的身影。
不少觀眾紛紛表示，看完電影振奮人心：“發自內心地為我們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幸福是奮斗出來的。”“做一個奮斗者最光榮。”……有家長則主動帶孩子觀影，認為這是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讓孩子清晰直觀地了解國家的發展與成就。與此同時，“我為祖國打call”“有一種安全感叫我是中國人”等話語也在網上受到年輕人追捧。
導演衛鐵：希望這部片被更多年輕人看到
去年夏天，身為暨南大學藝術學院教師的衛鐵接到導演《厲害了，我的國》的任務，這部電影由中央電視臺和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而衛鐵是中影股份的簽約導演。
談到上映以來不斷突破的票房紀錄，衛鐵表示，“這個片子是關于我們國家成就的故事，也是關于千千萬萬勞動者的故事”。衛鐵表示，相比起市場效益，自己更關注影片所帶來的社會效益：“能夠有好的票房成績是觀眾對影片、對背后創作者的認可，這就足夠了。”
聽到記者說年輕觀眾是這部電影的主力軍，衛鐵坦言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輕人能去看看這部片子：“去感受我們的國家、人民所展現出來的精神面貌，這種精神的力量對未來的學習、生活都有幫助。”
據悉，為了影片的上映，中影股份請來了曾與陳凱歌、馮小剛合作過多部大片的著名音效師王丹戎組成的頂尖團隊、剪輯指導郭剛、撰稿陳昌業，央視也派出最優秀的創作人員參與工作。影片的每一組鏡頭、每一幀畫面都由專家把關，與此同時，團隊里還有不少“90后”，他們既有年輕人的活力，做起事情來卻又勤勤懇懇，讓人很放心。
衛鐵介紹，在成績的背后，是整個創作團隊的艱辛付出。創作過程中，各個崗位的工作人員工作量都比較大，特效部門工作人員半夜3點鐘起來工作、攝影師在寒風中等了幾個小時只為了拍一個鏡頭都是家常便飯。
其中，片子一開始紅旗飄揚的鏡頭讓衛鐵印象深刻：“拍的時候北京是冬天，為了這幾秒鐘的鏡頭，攝影團隊在寒風中花了3個小時才拍攝完成，必須把風向、光線都算好、算準，才能拍出最熠熠生輝的畫面。”談及此，衛鐵再三強調其實自己不愿意多談拍攝時的辛苦：“你看片子里港珠澳大橋的工人泡在海水里工作，福建籍企業家陳德啟先生原本事業已經非常成功，卻響應號召，扎根寧夏，把戈壁灘變成綠洲，有多少人能有這樣的勇氣重新開始?和這些奮斗者相比，我們的辛苦算不了什么。”
有些畫面“眾籌”而來，是真正的全民參與
去年3月，央視推出6集電視紀錄片《輝煌中國》，在制作《輝煌中國》時，央視發起了“內容眾籌”活動，讓普通人用鏡頭記錄自己身邊的變化，共收到上萬條投稿素材。
在電影版中，這些“眾籌”而來的畫面占據一部分比例，談及此，導演衛鐵笑言，“這是一部真正全民參與的片子。”這些畫面真實動人，雖然在技術上有缺失，但通過后期技術提高了清晰度。“從畫面中，看到了他們勞動的身影、他們自信的笑容，這些都是最為生動、最具生活氣息的瞬間。”衛鐵說。
“很多人在片子里看到自己的故鄉。”在衛鐵看來，能夠提高觀眾的參與感，建立與觀眾的情感聯系，是紀錄電影提高與觀眾情感共鳴的一條路徑。而他也相信：“讓更多國外的觀眾了解中國，這個片子是一個特別好的窗口。”
現在是紀錄片的好時代
盡管與商業大片相比，紀錄片在排片、票房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但從近年來多部登上大銀幕的紀錄電影來看，成績都相當不錯。去年，由郭柯執導的《二十二》走出漂亮的逆襲曲線，從剛上映時的低排片到最終創下1.7億的票房奇跡，讓業內創作者振奮不已，而片中年輕導演對國家歷史的那份情懷，讓觀眾為之動容。今年，《厲害了，我的國》則順利接棒，為國產紀錄電影再創佳績。
在談到紀錄電影日益繁榮的話題時，衛鐵表示，主旋律紀錄片能夠獲得更多觀眾的認可，跟整個文化事業繁榮發展的大背景密不可分，也是國家實力提升的體現。“如果這個行業的繁榮能夠吸引更多年輕的人才加入其中，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他認為，眼下不同題材、不同類型的紀錄電影紛紛獲得市場成功，對于創作者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觀眾對于精神文化的要求提高了，自然對于作品、創作者就會有更高的要求。”
而不少紀錄片導演在談到這個話題時也紛紛表示，這是紀錄片的一個好時代。曾拍攝《我在故宮修文物》《喜馬拉雅天梯》的蕭寒作品不多，卻部部成為“現象級”，還曾帶著《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中山紀念堂做千人首映禮，場面比一部商業大片的首映禮還壯觀。在前不久參加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時，蕭寒表示：“現在到了一個可以用作品說話、一個好的作品會得到獎賞的時代，我非常幸運。”
《二十二》導演郭柯同樣認為，紀錄片創作者要用好作品說話，且無論環境、平臺再好再多，都要嚴格督促自己勿忘初心：“大部分的導演拍片子都不是為了獲獎，而是為了跟觀眾產生更多互動，找到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