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從來不會廉價地為觀眾/讀者提供足以撫慰人心的靈丹妙藥，若是，那必是雞湯，藝術所要承擔的人生使命恰恰是發現問題，并尖銳地提出問題，且讓人去思考人生的諸多復雜難解的悖論。
這是一種坦蕩，一份超越般的達觀，以及對自我精神的恪守與自許。
四月上旬在首都劇場上演的舞臺劇《猶太城》，亦可視為一臺境遇?。阂蝗罕粍儕Z了生存空間猶太人之境遇，他們的掙扎，妥協、撕裂和沖突，以及對最后之良知與生之尊嚴的捍衛與持守。
《猶太城》海報。 《猶太城》根據真實歷史創作，由以色列國寶級藝術家約書亞·索博爾導演。
在事關人之生存的空間性上，《猶太城》表現得更嚴酷，更為觸目驚心，因為它涉及了生與死，而且猶太城中的每個人在納粹的暴行下命若琴弦，生死于一線。
而我們這里的那個“空間性”呢?他們以一己之身涉入的境遇又是什么?
人，從來涉及兩類死亡，一是生命的消亡(或被消滅，一如《猶太城》之猶太人面臨的問題)，二是精神的死亡——表象上這人尚且活著，但人之為人的精神與思想的世界已然以自我泯滅之方式消亡了。而此種消亡，盡管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中乃是自存的一種卑怯而無奈的選擇。
但依然有勇敢的存在者拒絕精神與思想的死亡，拒絕向命運屈服，拒絕妥協和低頭，即便隨之而來的境遇讓他們由此而被迫喪失了公共空間的表達權利，甚至生活的某些基本權利也被剝奪了，但他們依然無所畏懼地選擇了捍衛人格的高貴與尊嚴。
這是人之為人的崇高價值所在，失去了它，人便猶如一具行尸走肉，雖活猶死。
《猶太城》中僥幸活下來的那些猶太藝術家，雖然迫不得已地選擇了與納粹黨徒的合作，為了哄他們高興，能夠茍活，為他們唱歌，為他們編舞，終歸是為了讓自己在這個險惡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而此一生之念，不僅僅是為了屈辱卑賤地像豬狗般茍且地活著，而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心里清楚，在猶太種族面臨滅絕之時，能夠活下來的人，必須以各種方式保留上帝和先祖留下的文化遺產和種族精神。
于是，我們看到了他們種種于死亡恐懼中的“茍且”之狀，唱著納粹劊子手們愿意聽的歌，舞著劊子手們愿意欣賞的舞。活著，必須活下去，為了留下民族的文化火種。
演出資料圖 圖片來源：央華戲劇
這臺大戲-—-《猶太城》，還嵌入一個道德悖論，這是一個無解的悖論。它竟是那么的刺目而尖銳，但在特殊的命運之境遇下，當事人無法逃避它的逼問，而且，更為殘忍的是，人還必須接受它的拷問與挑戰，做出錐心疼痛的選擇：當納粹決定要屠殺無用的幾萬猶太人時，劇中擔任猶太管理委員會的頭兒，不得不以花言巧語的委婉方式，說服劊子手減少殺戮人數，然后親自將猶太老人送上刑場。
于是，在族人中，他成了一個配合納粹屠殺同胞的罪人，一個手上沾滿了同胞鮮血的不干凈的人。
我們應當如何理解他?他確實執行了納粹的指令，殺害了自己的同胞，而且當著納粹的面，在執行的過程中表現得如此瘋狂和歇斯底里。但與此同時，編導在劇中也直白地告訴我們，惟有如此，更多的同胞才能獲得保護，可以繼續活下去。
以上就是《猶太城》一劇中向觀眾發出的嚴厲拷問：于人性之道德，這位配合納粹的猶太管理者這么做對嗎?
雖然在劇情的結局中，這人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他無力保護他的同胞，納粹瘋狂的掃射讓所有人倒在了血泊中，包括最后關頭大張雙臂企圖保護同胞的那位斗智斗勇同時也曾殺害自己同胞的管理者。
他們都死了，除了一位唯一能以夜鶯般美妙歌喉吟唱的女歌唱家，她在大屠殺發生前，只身一人逃入原始森林，加入了抵抗納粹的游擊隊。
但發人省思的是，她本人其實又是屠殺之所以發生的肇因-—-她決意逃離之前，她的猶太城的同胞、也是暗戀她的木偶戲演員(在第一場戲中，他還急中生智地將她從納粹的槍口下救出)已告知她，若她離去，將置猶太城的同胞們于死地。
但她還是走了。當納粹軍官最終發現他“愛”上的人——猶太女歌者不在了時，一怒之下槍殺了余下的所有猶太人。
這又是一個我們必須正視的道德命題：她有沒有權利，因了個人義無返顧地離開，而置其他同胞之生死于不顧?
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從來不會廉價地為觀眾/讀者提供足以撫慰人心的靈丹妙藥，若是，那必是雞湯，藝術所要承擔的人生使命恰恰是發現問題，并尖銳地提出問題，且讓人去思考人生的諸多復雜難解的悖論。
《猶太城》以誠實而深刻的道德勇氣，不憚于一個民族在巨大的生死存亡的苦難面前，揭示出了人心中的美丑與善惡。它是一部無愧為偉大二字的作品。
(作者王斌，作家、評論家、編劇。策劃過電影《活著》《滿城盡帶黃金甲》《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有話好好說》《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千里走單騎》等;編劇過電影《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青春愛人事件》與《美人依舊》;出版了小說《六六年》《遇》《斯德哥爾摩綜合癥》與長篇報告文學《活著·張藝謀》等。)
【編輯：李智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