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湖畔曾有一座地標建筑，它先后有過陶公亭、張端二公祠、陶然亭等多個名字，現有的資料對其介紹只有寥寥數語，且說法不一，以致這座曾經很出名的景觀變得面貌模糊。
徐紹禎建陶公亭
1908年12月，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向清廷提交申請，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yè)會。得到批準后，端方在南京進行了一系列籌備活動，除了在丁家橋建設場館，還在臨近這一帶的明城墻上新開一座城門，并修筑長堤，以便參觀者前進入玄武湖游玩。此為玄武湖成為近代公園之開端。
同一時期，端方的同僚兼好友、新軍第九鎮(zhèn)統(tǒng)制徐紹禎也在玄武湖大興土木。徐紹禎非常喜愛玄武湖的環(huán)境，在梁洲（當時稱老洲）置地結茅，建造一座復園作為住所。在復園旁邊，徐紹禎還建有兩處建筑：一為湖山攬勝樓（即覽勝樓），后來成為徐紹禎邀請文士名流雅集之處；另一個就是陶公亭。
陶公亭原是打算作為端方等官員游湖時憩息娛樂的場所，可是還沒等完全建好，端方就調任直隸，這亭子就成為地方人士感念卸任官員“遺愛去思”的紀念建筑。因端方號陶齋，故命名為“陶公亭”。
端方曾畫過一幅自畫像《陶公亭雪夜評碑圖》，描繪自己在陶公亭內鑒賞《天發(fā)神讖碑》精拓本的情景，還邀請著名文人陳三立為這幅畫題詩。據此推測，端方在陶公亭還沒完全建好前曾來游玩過。若此圖確屬寫實，則該亭始建時間比《金陵后湖志》所載的建成時間“宣統(tǒng)元年”至少要早三年）。
端方離開南京后，運氣就走了下坡，擔任直隸總督沒多久，便被參劾在慈禧出殯期間有不敬行為，丟了官職。這一來，建造陶公亭的進展也就不緊不慢地拖著，直到1910年4月才在地方人士催促下匆匆完工。
1910年6月，南洋勸業(yè)會在南京舉行。當時發(fā)行的導覽讀物《南洋勸業(yè)會游記》（商務印書館1910年7月初版）在《游覽須知》中特別介紹了玄武湖邊兩處新建的景點：“近有人構造宏樓曰湖濱覽勝，竹籬旋繞，亭榭錯落，頗饒勝景。樓旁有一陶公亭，為端午橋督兩江時，同官建為紀念之所，亭中有端公油像一大幅，前面為月臺，正對豐潤門，全湖在目。”該書可能是最早介紹陶公亭的導游讀物，其記載陶公亭建造者為端方“同官”，與《金陵后湖志》所記建亭者徐紹禎身份吻合。
一位游客在參觀南洋勸業(yè)會之余游覽了玄武湖，在游記中描述了剛建成不久的陶公亭：“繞（湖山攬勝）樓后，循小徑，行至陶公亭。亭為六角式，丹朱漫施，殊失風雅。亭之中空無所有，惟壁間懸一巨像，則端浭陽也。浭陽，字陶齋。斯亭之名，其為浭陽之紀念品歟。亭之正面，適值豐潤門。俯而視，則全湖在目。”（我一《元武湖游記》，載于《小說月報》1910年臨時增刊）
文中的端浭陽，即指端方。直隸豐潤（今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qū)）別稱浭陽，為端方的出生地，恰好也是端方的接任者張人駿的老家。故玄武湖史研究者李源認為，豐潤門的命名具有紀念端方、張人駿的雙重寓意。
以上兩段文字，都記載端公亭建成初期只掛了一幅端方油畫人像，但據其他資料，亭中還曾立有一尊端方銅像，辛亥革命以后被移至鎮(zhèn)江焦山松寥閣，1936年蔡元培游覽焦山時還見到過。
1911年11月8日，徐紹禎響應辛亥革命，在南京城外秣陵關率新軍第九鎮(zhèn)起義，后因彈藥缺乏撤至鎮(zhèn)江。玄武湖的復園遂被清軍將領張勛手下士兵焚毀，相鄰的陶公亭亦遭池魚之禍，房屋破壞大半，端方畫像被燒毀。幾乎與此同時，端方的人生也走向結局——11月27日，被清廷重新啟用、派往四川彈壓保路運動的端方，在資州被嘩變的新軍割下頭顱。
從六君子祠到陶然亭
1912年后，陶公亭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六君子祠。1912年8月，《申報》刊登消息《六君子魂歸玄武湖》披露：臨時政府陸軍部前經孫中山先生批準，將玄武湖陶公亭改成專門祭祀為推斷滿清而犧牲的楊卓林、鄭先聲、熊成基、吳樾、楊守仁、陳天華六位烈士的場所，軍務司已派工對破壞不堪的陶公亭進行了修繕。
1913年左右，有篇《游玄武湖記》（載于《中外新游記》，商務印書館印行）記錄了“六君子祠”情況。從文中看，這時的陶公亭，上層奉祀六位烈士，下層作為小學的教室。該務農小學系由教育家馬君武于1912年創(chuàng)辦，可惜開辦不到兩年，南京就發(fā)生了癸丑（1913年）之役，學校被迫停辦，再也沒有恢復。
關于“六君子祠”，還有另一種說法。據《金陵名勝寫生集（第一編）》（周玲蓀繪，1925年商務印書館印行）中《玄武湖》介紹文字，六君子祠內奉祀的是戊戌六君子。不過該書出版時距民國元年已隔十多年，而《游玄武湖記》寫作時間較近，內容也與同時期《申報》報道互證，故判斷《金陵名勝寫生集》的這處信息可能有誤。
六君子祠僅存在了四年，情況又發(fā)生了變化。
在滿清官員中，端方算是比較另類的，他熱心辦學、提倡實業(yè)，在擔任兩江總督期間做了很多實事，尤其是籌辦南洋勸業(yè)會，對促進中國近代化進程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另外，端方還是一個著名的金石鑒賞家，有旗人才子之譽，在文人圈里很有人緣。因此即使到了民國，依然有不少人還在懷念他。
1916年10月，經民國副總統(tǒng)兼江蘇督軍馮國璋、江蘇省長齊耀琳批準，將陶公亭改為張端二公祠，合祀晚清時期擔任過兩江總督的張之洞、端方二人，并命名為“陶然亭”。
陶行知等創(chuàng)辦昆明小學
1920年夏秋之際，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王伯秋、教務主任陶行知先后對玄武湖地區(qū)平民教育情況進行調查，發(fā)現該區(qū)域學齡兒童有八十余人，卻只有兩所私塾，僅能收納三十余名學生，大部分兒童處于失學狀態(tài)，便萌生在此辦學的念頭。他們的想法得到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郭秉文、暨南學校校長柯成楙的支持（其時兩校附小有合并之議），兩校決定共同創(chuàng)辦一所鄉(xiāng)村小學，因玄武湖古稱昆明池，故命名昆明學校。
1920年11月，陶行知、郭秉文等四人以昆明學校校董名義向代理江蘇督軍齊燮元提交申請，借用張端二公祠場地作為校舍。一個月后得到齊燮元批復：張端二公祠本由私人捐建，督軍署只負代管之責，每月還要向看守人支付報酬，現在“事關培植人才，應準通融借用，以資進行而利教育”。
1921年3月17日，玄武湖昆明學校在張端二公祠舉行開校典禮，齊燮元還派代表前來表示祝賀。開學不久，因南高師、暨南二校附小合并未果，該學校改由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改組并入東南大學）教育科自辦，副課教員由教育科學生兼任。除了兒童教育，學校也開展社會教育、婦女教育活動，開辦過成人夜校。
1927年6月，直屬南京市政府的玄武湖管理局成立，專事湖產管理征收。與此同時，昆明學校也被南京市教育局接收，改為市立小學。1928年2月，玄武湖管理局與昆明小學因陶然亭房屋使用權發(fā)生糾紛，經南京市政會議討論，由南京市教育局與玄武湖管理局“妥商辦理”。
此后，玄武湖管理局對年久失修、破敗不堪的陶然亭予以修葺，修筑了平臺欄桿，將辦公處設于此處。1928年9月，南京市長劉紀文下令，將玄武湖內五洲以世界五大洲命名（陶然亭所在的老洲改稱美洲），玄武湖改名五洲公園。同年12月10日，玄武湖管理局改組為南京特別市公園管理處，負責管理全市公園，陶然亭就成為公園管理處下屬機構——玄武湖五洲公園辦事處所在地。
而據1933年南京市政府秘書處編印的《新南京》記載，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昆明小學（當時稱市立昆明義務小學）辦學地點依然在陶然亭。
抗戰(zhàn)勝利后陶然亭變?yōu)椴蛷d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陶然亭是玄武湖的地標景觀之一，常在各種雜志插圖中出現。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攻占南京期間，玄武湖遭到嚴重破壞。南京淪陷后，陶然亭似乎銷聲匿跡了。
抗戰(zhàn)勝利后，陶然亭才重現江湖。1947年出版的《南京游覽手冊——玄武湖》（社會部南京服務處編輯發(fā)行）終于提到了它：“陶公亭，初祀陶齋尚書，后易為陶然，合張文襄公而祀之，今已頹廢，幾無遺跡可尋，今光明餐廳建屋經營于此。”
原來，陶然亭在抗戰(zhàn)期間嚴重毀壞，甚至“幾無遺跡可尋”，抗戰(zhàn)勝利后進行了重建或修繕，搖身一變成了“光明餐廳”。據周錦泉的游記《后湖泛舟》（載于《旅行天地》1949年第1卷第3期），這座餐廳生意還很不錯，“營業(yè)鼎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玄武湖的陶然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存在著。1956年，日本攝影家名取洋之助應邀來華訪問，回國后出版了反映新中國江浙滬地區(qū)風貌的攝影畫冊《江南》。在其中一幅南京玄武湖溜冰場照片上，歡快的人流背后赫然矗立著一幢帶有西式風格的二層建筑，這可能是出版物上出現的最后一幅陶然亭影像。
直到1965年，陶然亭才徹底消失。
陸暉
（陸暉先生為南京地方史研究學者，開設有“飛刀看書”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