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巴黎波西米亞區(qū)的一間小工作室中，從醫(yī)學生轉行成為作家的安德烈·布勒東（AndréBreton）著手“徹底”定義超現實主義。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布勒東呼吁一種由無意識引領的新型藝術和文學，主張“擺脫理性控制的思想指令，不受美學或道德的困擾”。
澎湃藝術獲悉，一個世紀后，巴黎蓬皮杜中心于近日開啟展覽“超現實主義”（Surréalisme），以慶祝這一運動如何從巴黎擴展至世界。
胡安·米羅，《被飛翔鳥兒包圍的女人》，1941年
超現實主義往往不與“深情”聯系，但當你走過一條掛滿放大的自動拍照亭照片的走廊，進入蓬皮杜中心慶祝超現實主義運動百年展覽時，卻能感受到這種情感。
伊夫·唐吉（YvesTanguy）梳著一頭朋克發(fā)型，對著自動相機扮鬼臉；瑪麗-貝爾特·奧朗什（Marie-BertheAurenche）將頭發(fā)弄得亂糟糟的；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Dalí）則閉著眼睛，仿佛正在沉睡……
這些人既有趣，又在享受樂趣。在所有現代主義藝術運動中，超現實主義者最善于享受他們的革命。在蓬皮杜中心精心策劃的展覽中，這種愉悅感顯而易見——你不僅會遇到這些藝術家，還會發(fā)現他們并非只是藝術史上的偉人，更是極其有趣的同伴。他們依舊如此年輕，真的已經過去了百年嗎？
展覽結合繪畫、素描、電影、攝影和文學文獻，除展出達利、馬格利特、喬治·德·基里科（GiorgiodeChirico）、馬克斯·恩斯特（MaxErnst）、胡安·米羅（JoanMiró）等超現實主義運動標志性藝術家的作品外，觀眾還將看到一些較少為人知的藝術家，例如日本藝術家池田龍雄，他的藝術喚起了戰(zhàn)爭的恐怖以及戰(zhàn)后日本工業(yè)化的后果。
池田龍雄，《家族，來自》，1956年
一些在超現實主義故事中被簡化為女友和繆斯的女性，在此次中作為獨立的復雜創(chuàng)作者呈現，代表人物包括利奧諾拉·卡林頓（LeonoraCarrington）、多蘿西婭·坦寧（DorotheaTanning）和朵拉·瑪爾（DoraMaar）。
利奧諾拉·卡林頓，《綠茶》，1942年
展覽以時間和主題為序，共14個部分，展現了啟發(fā)該運動的文學人物、如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劉易斯·卡羅爾（LewisCarroll）等。以及構成其意象的詩意原則（如藝術家作為媒介的夢境、哲人石、森林等）。
展覽的核心是一座中央“鼓形”空間，內藏《超現實主義宣言》的原稿，這是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特別借展。該文獻的展示伴隨著多媒體放映，為觀眾揭示其創(chuàng)作過程和意義。然而，這份手寫的文件并沒有定義超現實主義。反而成為一個出發(fā)點，引領了一個充滿幽靈般風景、奇幻外星生物、不安肖像，以及視覺陷阱的顛覆性藝術運動。
安德烈·布勒東，《超現實主義宣言》，1924
百年之后，他們依舊充滿怪異、離奇、樂趣
進入展覽，必須穿過一個螺旋式隧道結構，這條隧道模仿了杜尚設計的經典超現實主義展覽，吸引觀眾迷失在夢幻般的遐想中。在這種盤旋的結構中，展覽不拘泥于嚴格的時間順序，坦寧1970年的裝置作品《202號房間，帕沃特酒店》（Chambre202,H?telduPavot）描繪了一個被幽靈侵占的巴黎酒店房間，與基里科一戰(zhàn)前夕的繪畫作品并列，后者在1924年的宣言發(fā)布后被追認為超現實主義的經典之作。
多蘿西婭·坦寧，《202號房間，帕沃特酒店》，1970年
線性時間是超現實主義者所鄙視的世俗現實之一。在基里科1914年早期創(chuàng)作的《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的預感肖像》（PortraitofGuillaumeApollinaire）中，詩人阿波利奈爾的頭上有一個靶心。阿波利奈爾確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頭部受了致命傷，而基里科聲稱他在這幅畫中預見了這一點，超現實主義者也相信了他。畫中還有一個戴著墨鏡的古典雕像以及一個魚形模具。
基里科，《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的預感肖像》，1914年
盡管超現實主義者仰慕弗洛伊德，但他們并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弗洛伊德派”。他們著迷于鬼魂、幻象和無法解釋的事物。1924年宣言的作者安德烈·布勒東是詩人，他的同伴（其他創(chuàng)始人）如保羅·艾呂亞（Pauléluard）和羅伯特·德斯諾斯（RobertDesnos）也是詩人。他們通過對夢境和自動寫作的“研究”，試圖解鎖詩意靈感的源泉。超現實主義藝術也是如此，正如我們在這里看到，它釋放出的圖像純屬詩意，藝術家自己也無法理解或解釋它們的來源。
朵拉·瑪爾，《無題》，1934年
例如，任何對朵拉·瑪爾1934年攝影作品中女人的手從海螺中伸出的解釋都是一種冗余。同樣，任何對馬克斯·恩斯特拼貼小說《百頭女》（LaFemme100têtes）中那令人困惑的、由維多利亞時代版畫拼接而成的神秘組合的解釋也是多余的。
馬克斯·恩斯特，《百頭女》一頁
讓你不禁發(fā)笑且感到驚嘆的，是這些藝術家在創(chuàng)作藝術作品時所感受到的快樂與解放。或者說，他們讓某種未知的力量驅使著作品的誕生。一旦你認同并加入了超現實主義，采用了這個運動的方法，藝術便不再是刻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展覽中的“精美尸體”畫作是通過游戲之作，由包括布勒東和雅克琳·蘭芭（JacquelineLamba）等人在內的超現實主義聚會成員共同創(chuàng)作的，堪稱左岸咖啡館美好時光的見證。從恩斯特的蠟拓畫到曼·雷將物體直接放置在感光紙上的射影圖（Rayogramme），超現實主義者發(fā)現了許多解鎖潛意識的神奇技法。
超現實主義藝術在表面上是“不負責任”的。藝術家將創(chuàng)造力交給潛意識，任由其自由發(fā)揮。這種方式讓欲望在沒有內在審查的情況下，通過作品被釋放出來，就像捷克藝術家托伊恩（Toyen）1930年的作品《無題（少女的夢）》所做的那樣。當然，沒有哪個超現實主義者比達利更直接地表達他那些墮落的幻想。1929年的《偉大的自慰者》（TheGreatMasturbator）也出現在展覽的“頑皮房間”，旁邊還有他致敬鞋類戀物癖和對妻子加拉的致敬之作。
伊迪絲·里明頓，《博物館》，1951年
達利甚至因為夢見希特勒和在美國致富而讓超現實主義者感到厭惡——他為希區(qū)柯克的電影《愛德華大夫》設計的夢境場景也在這里投影。他自那時起一直讓評論家感到震驚，但他那公然的壞品味卻充滿了永恒的狂喜。如果你懷疑他的天才，只需看看他1931年的畫作《夢》——一個綠色調的女人在陰影中顯現，長發(fā)如流水般飄動，螞蟻在她的臉上爬行。
這場展覽讓超現實主義看起來很輕松，同時也聚集了許多追隨其革命性享樂主義的人。然而，真正揭示的謎團是，為什么一個從不嚴肅對待自己、經常被貶為“輕量級現代主義”的藝術運動，卻能孕育出如此多的杰作？
你可以盯著勒內·馬格里特1938年的畫作《被刺穿的時間》（TimeTransfixed）看上好久。很快你會開始懷疑現實。畫中，一輛蒸汽小火車從一間普通房間的壁爐中駛出，然而懸浮空中的火車只是這幅畫中令人不安的元素之一。你不禁要問，哪個更荒誕：一輛火車憑空飛來，還是那些我們用來安慰自己、證明這種事不會發(fā)生的慣例？
馬格里特，《被刺穿的時間》，1938年
另一幅極具震撼力的馬格里特作品《雜技演員的思想》（IdeasoftheAcrobat）——扭曲、重塑并混合了身體，懸掛在畢加索1929年作品《藍色雜技演員》（ABlueAcrobat）旁邊，呈現了畢加索與超現實主義的調情。這是一場天才之間的耀眼對比。畢加索那扭曲、變異的人體是怪誕的、英雄的，也是絕對真實的，因為他對人類形態(tài)的把握是與生俱來的。
畢加索，《藍色雜技演員》，1929年
1937年，馬克斯·恩斯特也創(chuàng)作了一幅畫，他稱之為《壁爐天使（超現實主義的勝利）》。這幅畫描繪了一只橫行的巨大怪物，他說這關于法西斯主義，你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寒意。但副標題的含義是什么呢？恩斯特將自己視為先知，他在這里預言了超現實主義運動最持久的遺產將是“超現實”一詞，它不僅用來形容滑稽的事物，還指代奇怪的、不合時宜的事物。一個世紀后，許多事情也依然如此。那些時光充滿超現實，如今亦是如此。
馬克斯·恩斯特，《壁爐天使（超現實主義的勝利）》1937年
五個系列展勾勒“超現實主義”的全球傳播
據悉，“超現實主義百年”系列展共有五場，巴黎是第二站。首展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幕，隨后將于2025年移師西班牙馬德里、德國漢堡和美國費城。組織者稱，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策展方式：盡管每個城市的一些作品和主題保持不變，但其他部分會發(fā)生變化，每個博物館都會講述自己獨特的故事。
法國蓬皮杜中心上一次舉辦關于超現實主義的重大展覽是在2002年，當時展覽被視為一個源自巴黎小團體的歐洲運動。然而，自那以后，大學和博物館開展了大量研究，擴展了超現實主義的研究視角。此次展覽的策展人、來自蓬皮杜中心的瑪麗·薩雷（MarieSarré）表示：“這次百年紀念展旨在展示超現實主義的多樣性。”她認為，超現實主義是一場傳播至世界各地的運動，這在先鋒派運動中是非常獨特的——不僅在歐洲，也在美國、南美洲、亞洲和馬格里布（北非地區(qū)）。“超現實主義想要挑釁、震撼，展示源自意識或夢境的日常生活中的奇妙一面。”
蘇珊·范·達美，《超現實主義構圖》，1943年
在布魯塞爾皇家美術館將超現實主義的概念向時間的另一端延伸，探索19世紀末象征主義與超現實主義之間的聯系，盡管這兩個運動長期以來被視為獨立的。“展覽首次展示這些聯系。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的藝術并沒有真正的斷裂。”布魯塞爾展覽的策展人弗朗西斯卡·范德皮特（FranciscaVandepitte）說，他還舉例說，費爾南德·克諾夫（FernandKhnopff）19世紀末那幅冷峻、略帶不安的姐姐肖像畫，影響了馬格利特1932年的作品《意外的答案》（TheUnexpectedAnswer），后者展示了一道門上出現了一個人形大小的洞口，背景同樣是冷清的氛圍。該展覽已于7月底閉幕。
費爾南德·克諾夫，《畫家的姐姐》，1887年
馬格利特，《意外的答案》，1932年
盡管展覽將在巡展過程中不斷演變，但部分布魯塞爾展出的作品已在巴黎亮相，比如，比利時皇家美術館將其館藏的瑰寶之一馬格利特的《光明帝國》（TheDominionofLight）借展蓬皮杜中心。這幅作品呈現了藍天白云下的樹木和房屋，卻籠罩在夜晚的光線中。馬格利特曾引用布勒東1923年的詩句：“要是太陽今晚能照耀就好了。”
馬格利特，《光明帝國》，1954年
相比一般的“巡回展覽”，此次系列展中博物館都會基于自身豐富的館藏和文化遺產來策劃展覽。在蓬皮杜之后，展覽將移師馬德里馬普雷基金會，聚焦伊比利亞半島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如達利和胡安·米羅。隨后，展覽將在漢堡美術館繼續(xù)，探索德國浪漫主義的遺產。2025年晚些時候，展覽將抵達費城藝術博物館，講述超現實主義者在二戰(zhàn)流亡期間在美洲的故事。
“看過所有五個展覽的觀眾將對超現實主義藝術的特征、主題和風格，以及其主要關注點有著豐富而廣泛的理解。”費城展覽的策展人馬修·阿弗隆（MatthewAffron）說道。
或許展覽的變化性非常適合展示超現實主義的奇異與顛覆性多樣性。阿弗隆表示：“沒有所謂的超現實主義風格，我認為它更像是一種生活哲學或心態(tài)。超現實主義的一個核心思想是，我們必須讓想象力自由，引領我們去尚未到達的地方。”
注：本文編譯自《衛(wèi)報》藝評人喬納森·瓊斯的展覽評論和JenniferRankin的報道，展覽將在蓬皮杜中心展出至2025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