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首席記者 戎鈺
攝影記者 宋枕濤 肖顥 鄒斌
長江孕育了一代代文學，一代代文學也反哺著長江。10月19日，在“遇見長江·長江文學周”開幕式“主題對話”環節，六位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齊聚一堂，兩兩對談，分享他們寫作生涯中的長江時刻，解讀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傳承長江，以文學的方式行走長江，以文學的方式創造長江。
熊召政、喬葉談傳承：
長江的每一朵浪花，都不是重復的
長江之水，萬古奔流；千年文脈，生生不息。本次“主題對話”環節的第一個對話主題，便是“長江和文學的傳承”，熊召政與喬葉兩位茅獎得主同臺，共話長江千年文脈。
熊召政說自己是一位在長江支流之上出生、成長，每天與長江相伴的作家，“我對長江自然有一種特別的感情。”他還記得，2007年在北京大學以《荊楚文化精神》為題演講，彼時，他將萬里長江分為三個部分，“上游是巴蜀文化，中游是我們的荊楚文化，下游是吳越文化。巴蜀出鬼才，荊楚出天才，吳越出人才。”
熊召政笑著說，他口中的“鬼才”絕非貶義，“在山高地厚的西部，崇山峻嶺之中，他們離天最近，‘登天為仙，入地為鬼’，非常了不起。”一提到荊楚，熊召政便想到詩人筆下的“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而在他看來，荊楚大地向來“出天才”。至于吳越，熊召政也盛贊道，“吳越之地有人文氣息，吳越的人把生活中極為平庸之處都變成了燦爛的詩意。”
熊召政由此總結，“‘鬼才者’李白、蘇東坡，‘天才者’屈原，‘人才者’陸游……所有這些，構成了文學的長江。”
對談中，熊召政信手拈來十余首詩詞，或壯懷激烈，或燦爛遼闊，組成一幅絢爛的文學長江畫卷。他也不禁感慨，長江有一條奔騰不息的文脈，從古至今，一直在洶涌、一直在澎湃。
談及文脈傳承，熊召政最深切的感受來自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張居正》的創作。
在熊召政之前，已有多位大家寫過張居正，都寫得非常好，這無疑成為立在熊召政面前的高山，但后來讓他釋然的，是重讀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和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一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句“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相隔800年的文思碰撞，推動熊召政厘清了自己的創作方向。“文學的長江，我們該怎樣繼承、怎樣發展？我是把張居正寫成史詩性質的，還是寫成一部普通的小說？我說我喜歡歷史，又是詩人出身，加起來就是史詩。”
熊召政說，長江的每一朵浪花都不會是重復的，長江文學的每一篇名章也不是仿制的，“我們要抱著這樣的心態來豐富我們的長江、豐富我們的文學”。
熊召政在臺上分享時，坐在他身旁的喬葉一直認真聆聽，并不時露出“心有戚戚焉”的微笑。
喬葉是在黃河邊長大的，天然地對黃河感覺更親近，“年少時候，長江于我而言就是一種想象的詩和遠方。這要歸功于那些關于長江的經典詩詞的構建，‘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楚天舒。’‘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等等，可以說，首先識得的是文學的長江。”
長大之后到處游歷，她多次到過宜賓、重慶、武漢、南京、上海等地，才越來越深刻地領會到長江的具體氣息和豐饒魅力。長江和黃河同為母親河，她蘊含的東西太多了。是歷史的江河，是一代一代人世間的浩蕩江河。是文學的江河。
喬葉曾經來過湖北多次，來武漢尤其多，很喜歡這座大城。“當然最有情感的部分還是來自文學界的師友們。我在《長江文藝》發過好幾部小說，湖北的評論家們對我的寫作也很關注，這都讓我覺得特別溫暖美好。”
古往今來，因為長江的滋養，這里的文學傳統悠久厚重，作品風格也很多元，既現實且浪漫，絢麗璀璨。對喬葉來說，“長江對我的文化結構做了極其重要的補充和完整”。
簡而言之，長江和黃河文明交流融合，交相輝映，和而不同，美美與共。孕育的作品共同匯成了文學的江河。精神、思想和情感的江河。“我會繼續努力寫作，不負江河恩澤。”
劉醒龍、柳建偉談行走：
抵達文學的第一現場，才能寫出好作品
與長江同行，與文學為伴。對于文學創作者來說，行走長江無疑是值得一生珍藏的經歷，著名作家劉醒龍、柳建偉就在對談中分享了他們的行走長江體驗。
多年前，身為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的劉醒龍，用40天的時間完成了一次長江行走，“這次行走對我來講意義非凡，作為一個資深寫作者，在寫作的旺盛期，能有這樣的機會和自己的母親河進行一次廣泛的、深厚的接觸，這個機會非常難得。”
在這次行走中，劉醒龍遇到了神奇的江豚、難得一見的狼和藏羚羊，因機緣走進了一個個長江邊的故事里。每每回望此次行走，劉醒龍都會自我反思，“當我們行走到現場時，才能正確認知，為什么在那種地方會產生這樣的文化。再回頭來反思日常社會中，人人都在接受的文化的點點滴滴，其中道理都是一樣，關鍵是找到最佳視角。”
劉醒龍在分享中強調，寫作者的眼界很重要，“眼界是通過見多識廣積累起來的，大量的生活實感會自然而然地豐富一個人，內心情感是這樣，外在性格也是這樣。有效的文學寫作總是由真實現場所引發的，哪怕簡單地走一走、看一看，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文學里面，很多因為沒有到過現場而出現的筆誤比比皆是。”
劉醒龍也與臺下嘉賓和觀眾共勉：“寫作者永遠要記住，行走是為了讓心靈抵達文學的第一現場，只有第一現場才是可靠的、值得信任的，才可以讓我們寫出有底氣的作品。”
聽完劉醒龍的行走感悟，柳建偉想到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北方城郭》。這部小說里寫到了長江流域的一條小河，以及這條河所流經之處的人們的生活，“這個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得去看看；他們會遇到什么人，我得去看看。”柳建偉的“看看”，便是一次抵達文學現場的行走。
之后，在柳建偉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英雄時代》中，他同樣寫到了長江流域的生活，而他后來創作的《驚濤駭浪》《驚天動地》《血戰湘江》等電影劇本，也都與長江有關。柳建偉說，在四十多年的軍旅生涯中，他行走了無數河流，“長江和黃河兩條母親河，我都是從頭到尾地走。”
柳建偉說，水，對于一名作家來說極其重要，他這幾十年來也按照水系堅持行走，創作了大量作品，僅一部《錢塘兩岸》就讓他甘愿用上二十年的時間來準備。
孫甘露、李洱談創造：
杜甫到了長江流域，才真正完成了自己
與長江同行的寫作者，用蓬勃的創造力滋養著那條“文學長江”。作為“主題對話”環節最后一組嘉賓，著名作家孫甘露、李洱上臺分享了他們對“文學創造”的灼見。
著名作家孫甘露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長江的入海口便位于此，自少年時，孫甘露便有一種溯流而上的愿望，希望探尋長江更多樣的面貌。1933年，茅盾先生在上海出版了長篇小說《子夜》，而在孫甘露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千里江山圖》中，他也寫到了1933年的上海，“因為這部小說的寫作，我看了不少歷史檔案、材料，做了一些地質、水文、氣候等資料的積累和分析，這個過程給我帶來了關于河流的不同角度的理解。”
孫甘露說，關于河流，古人已經寫下了很多非常壯麗的詩篇，但他一直試圖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河流。他認為，人們對江河湖海、水源水系的認識和思考，實際上為研究國家、民族歷史發展進程提供了新的視野。
孫甘露理性地分享著河流帶給人的新啟示，李洱則感性地用一首首詩，闡釋著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對他產生的影響。
李洱同樣以杜甫舉例，他認為杜甫在到達長江流域之后才真正地完成了自己，“他在長江流域寫了幾百首詩，而且杜甫的時間觀念、空間觀念都改變了，在一首詩里可以囊括他對時間和空間的感受。”“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李洱在這些千古絕唱里感受到了文明的濃縮，“杜甫對人生的感悟太深了，這些感悟在哪兒完成的？他只待在黃河流域不可能完成，所以他到了長江流域。”
李洱認為，當代的作家、當代的詩人既要了解黃河文明，也要了解長江文明，這兩個文明之間有極大的相通之處，但是其中的差異，寫作者一旦領悟到便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