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筆極難翻譯，不僅金庸所描述的“武”不容易翻譯，譯者還要面對另一個更棘手的難題，這其中涉及中國武俠小說的傳統，即中國的“俠”。究竟何謂“俠”？其實從西方角度來看，西方譯者很難掌握“俠”的概念，因為即使在中國傳統社會及文化當中，“俠”也是個矛盾的存在，同時具有高度理想性與曖昧性，以武勇暴力行俠仗義的同時，也在破壞社會安定。
“俠”在中國，除了太史公《游俠列傳》《刺客列傳》中曾經存在的游俠與刺客，唐代以后“俠”已非歷史事實，這點極為關鍵。從中國歷史事實來說，“俠以武犯禁”，基本上就是在對抗國家力量，或對應于中國傳統秩序而言，長期以來是社會組織當中堅不可摧的兩股力量；這兩股社會力量在不同時期，上上下下，并未完全消失蹤跡。歷史最悠遠的一股力量來自宗族、親族及家庭，基本上這股家族力量是由周代封建制度建立起來，中國一切社會組織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親族系統，意味著父子兄弟叔伯五倫是最重要的人倫關系。人與人之間的對待，諸如尊卑秩序及規矩，都是以親族作為擴張脈絡，到最后這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無限上綱上線為皇帝，而皇帝是萬民的父親形象。整個中國的傳統政治組織，都還是以親族作為基本架構與運作秩序。
宗族之外，另一股中國傳統秩序的力量，當然來自國家或朝廷。所謂“俠以武犯禁”，“俠”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社會以親族為核心，“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親族關系凌駕在道德及法律之上，父親犯罪兒子會為父親隱瞞，兒子犯罪父親會為兒子隱瞞；孔子認為父子相隱不僅保全了親情，也是公正合理之事。當國家法令與親情相沖突時，中國人常常陷入兩難困境，掙扎于不孝抑或不忠之間，致使中國社會無法落實普遍正義；所有正義原則皆須在五倫綱常、傳統道德觀的原則下，做各式各樣的調整與妥協。
然而，在傳統倫常人情壓力下做出妥協，被迫妥協的人心里必然抱有不滿情緒，比親族道德更巨大的妥協壓力來自政治力量、國家法紀，所以“俠”為何會存在？因為在中國傳統秩序下，現實中不存在普遍正義，而“俠”代表著離開國家法令、親族系統后可以實現普遍正義的概念。但沒有現實基礎，“俠”就變成高度想象和理想性的存在，同時也是高度曖昧性的概念。及至近代，為何武俠小說會蓬勃發展？相當大程度是因為社會現代化后，傳統宗族系統及國家體制不斷遭受打擊，因而維持表面正義的傳統體制日趨瓦解、崩潰，人這個時候如何應對？唯有逃避，或是想象一個有正義及秩序存在的特殊世界。
如此一個正義凜然的世界，為何那么迷人？因為它與現實之間有距離，或者說正因為它非現實。太史公筆下《游俠列傳》《刺客列傳》中的俠世界，存在于傳統社會架構下，郭解、朱家、荊軻之輩仍然是現實社會里的人。可是及至后來，到了唐代，這些俠客、劍客走進傳奇里，幾乎是魔幻寫實的存在；再推至清朝，中國章回小說《三俠五義》在傳統思想及價值觀上，則是極為特殊的分水嶺。《三俠五義》故事主軸圍繞在宋朝開封城展開，有一群以展昭為首的俠客輔助開封府尹包拯懲奸除惡，去對抗各種不同的邪惡力量。《三俠五義》之前，明代的《包公案》是專司斷案情節的公案小說，包公秉公執法、為民除害的形象透過民間說書藝人深植人心；《三俠五義》之后，中國傳統小說漸漸分岔出另一條路線，小說敘事中的俠義與公案主軸開始分流。
我們可以依循中國古典文學六才子書之一《水滸傳》，去追本溯源，分析《三俠五義》小說之流的濫觴。《水滸傳》描述宋江等一百零八條好漢被逼上梁山，小說主軸圍繞著官逼民反、朝廷招安等故事線索展開，絕非一本純粹的武俠小說。即使許多人將武俠小說的源頭推前至《水滸傳》，但《水滸傳》與武俠小說之間存在的差距太大了。《水滸傳》不停地敘說“逼上梁山”這個小說主軸，梁山泊故事最精彩動人之處是這一百零八條綠林好漢集結梁山、對抗貪官污吏。當然并不是這一百零八條好漢都有清楚詳細的身世來歷，但大致上而言，小說敘事邏輯皆系因有奸邪害忠良，致使好漢命運乖蹇，只有上梁山一途能安身立命。“逼上梁山”才是《水滸傳》的敘事主軸。
“官逼民反”顯露出當時的社會現實，意味著小說家刻意諷刺時政，這些好漢之所以上梁山落草為寇，完全是受權貴陷害之故。一百零八人名為盜賊，實際上是起義造反，他們是不公義社會及制度的產物；貪官污吏始終在旁虎視眈眈，只有當他們上了梁山才能保全性命，至少能在朝廷以外的世界做江湖豪杰。成為盜賊并不是他們的過錯。不過，當這些豪杰全都聚集于梁山上，原寨主晁蓋中箭而亡，宋江繼為山寨之主，把議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一百零八個梁山伯英雄按照“天罡地煞”排名次，小說情節發展至此，遇到一個棘手難題——然后呢？接下來這些江湖英雄該如何？他們在梁山上聚義，斬殺地方惡霸與無良官僚，故事發展至此，已然走到高潮階段，他們似乎只要待在梁山上，就能一路完成劫富濟貧、懲奸除惡的使命。
但這部小說存在著“道德危機”（moralcrisis），這些英雄豪杰每個人身上都背負著仇恨，在落草為寇之前全都經歷了一段悲慘遭遇，他們奔上梁山是有正義性和正當性的理由。武松、林沖、宋江及魯智深等人落草，自然都有正當性，他們有各自的曲折身世。等到他們上梁山之后，勢力之大，震動了朝廷，但他們就只能是盜匪而已，因為此時沒有人再逼他們做盜匪了。他們已經是一方霸主，之后的故事，到底該怎么鋪陳？施耐庵只能為這些好漢另辟蹊徑，小說情節只能往兩條路線走。一條路就是打官軍，宋朝天子派重兵收剿梁山泊草寇，宋江十面埋伏團團圍困天子重兵，五次打敗宋朝軍隊。仗打贏了，梁山泊豪杰與朝廷之間應該維持什么關系？這些綠林好漢不可能取朝廷而代之，宋江不可能據地為王，梁山泊也絕對無法形成國中之國；所以只剩下另外一條道路，就是聚積強大實力，讓朝廷沒辦法剿滅，最后招安梁山泊一百零八將，實現宋江等人“替天行道”“忠義雙全”，返回正道，效忠朝廷。
作者一反原先套路，小說敘事著重于“招安”主軸。朝廷招撫梁山之后就一切太平了嗎？梁山泊豪杰歸順朝廷之后就成為良民了嗎？《水滸傳》小說敘事一定要安排眾義士去做一番轟轟烈烈之事，所以他們去平定叛亂，平定方臘，勝利歸來。但是小說最后的結局并不圓滿，大部分梁山好漢折損，幸存義士回京，宋江雖被封為忠臣，卻被奸臣高俅設毒計害死。于是誕生了另外一個小說版本《水滸后傳》，讓幸存的好漢及英雄后代順著官逼民反這條路數再度起義，為國為民，奮勇抗金。
從《水滸傳》這本章回小說的敘事主軸，可以看出中國近世的問題，也就是宋代以下，即使是想象和虛構作品都不存在抵抗國家勢力的空間，民間社會組織永遠不可能挑戰朝廷權威。《水滸傳》諷刺時政、發泄不滿情緒，因為“官逼民反”、朝廷與官場太過于腐化，所以想象出一群英雄豪杰去對抗朝廷。但是，小說最后再也不能順著“反抗朝廷”的思路發展下去，因為梁山泊是小說虛構的空間。它還是無法違逆社會現實，所謂“忠義雙全”是必須建構在效忠朝廷、天子的觀念下，因此宋朝人完全不可能逃離國家體制的控制。
在中國傳統社會約束下，小說家想象官逼民反的世界，其實是基于對素樸正義的需要。發展到后來，為了在虛構世界中滿足對素樸正義的需求，《三俠五義》集合了兩種路數及力量。第一個路數是包青天所代表的力量，官府衙門替天行道，為民除害，對抗貪官污吏。開封府大堂最震懾人的是那三口鍘刀——龍頭鍘、虎頭鍘及犬頭鍘。龍頭鍘專鍘皇親國戚，這口鍘刀象征素樸的正義感。皇親國戚正是中國傳統社會普遍正義之所以無法存在之關鍵。在宗族系統權威前，只要有皇親國戚，正義就必須止步，包拯傳奇和開封府故事其實是在這點上彰顯出最大的意義。但是在《三俠五義》當中，除了包拯，還有幾位俠客輔助包拯辦案。俠士在虛構世界中天賦異稟，才能幫助包拯為民除害，這種敘事方式同樣反映出中國近世社會以降的歷史以及社會基本結構。公案小說從俠義故事中分途而出，明代章回小說《包公案》之后，清朝陸續出現《施公案》《彭公案》。小說主軸都是以官府力量來主持正義，但是清朝開始流行公案小說后，每況愈下，因為小說的虛構世界其實很難抵抗社會現實，地方官府收拾皇親貴胄的現實性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
公案小說有難以跨越的現實性門檻，但俠義小說一路發展至近代，成為武俠小說的起源，那么俠義小說與公案小說之間的差距何在？公案小說到后來無以為繼，因為它涉及現實中朝廷國家的權力，既然牽扯現實社會，小說的虛構空間就有局限性。由于無法突破社會現實，俠義小說反而晉升為主流。倘若俠必須存在于現實世界，必須如同太史公列傳所記載的那樣，他非得是游俠不可，因為他必然要游離于國家體制之外，但同時也必須游離在親屬、宗族組織之外。從這個角度而言，俠具有了雙重的游離性，他與現實才可能切割開來。
近代武俠小說崛起于混亂局勢之中，舊有傳統社會結構及正義秩序瓦解，武俠小說才能舉起正義大旗，升起正義之聲，迎合讀者需要。然而當小說家把俠描述到無所不能，不僅維持正義，還能執行正義，俠士就非得與現實脫節；因為一旦在虛構世界融入現實性，俠就會在讀者心目中失去可信度，小說敘事也就再也不能動人。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吸引讀者目光，在于小說家所設下的誘餌——江湖、武林——自成一獨立世界，這個虛構世界與真實社會毫無交錯，兩者間幾乎存在決然的沖突與矛盾。
換言之，在中國現實社會結構中，國家朝廷如此強大，親族、宗族系統如此不可違逆，這與江湖武林的虛構社會產生了矛盾，因為“游俠”必然在體制外以武犯禁。“游俠”不在國家朝廷體制之下，也不屬于宗族親屬系統，游俠活在一個特殊空間，自有另外一套秩序，但他們必須付出代價，隨時準備舍生取義，或是不斷逃亡。
翻譯任何一本武俠小說，包括金庸武俠小說在內，一定會面臨價值系統的問題，或人生的抉擇、理解與體會。從西方思維來看，人為何想從國家、朝廷或親族系統游離出來，不難理解；譬如黃藥師支持楊過反禮教，西方人認為理所當然，人不一定要受到傳統及社會規范的約束，人脫離國家、宗族系統，就是為了追求自由，自然而然成為一個自由人。因此，從西方價值觀來看，必然是個人主義對應國家與宗族系統。從這點可以反思一個問題：在金庸武俠小說中，自由重要嗎？除了古龍作品，有哪一本武俠小說曾探討過自由？
金庸在小說中敘事時，其實很少探討自由，他筆下的俠士不以追求自由為人生目的。相反，這些“俠”最突出之處非但不是追求自由，反而是如何選擇“拋卻自由”。舉例而言，郭靖為何能成為大英雄？因為他有機會選擇自由，卻拘束在國家大義的道理之下，無論是黃蓉或華箏都無法撼動他的抉擇，即使在成吉思汗帳內，他還是以國家安危為至上，縱使他想跟黃蓉雙宿雙棲，但抵御外敵、國家大事全都是他優先考慮的事。他最后的選擇都是不自由，還有至高重要的事凌駕在個人自由之上，這就是中國的“俠”。
中國俠士精神不崇尚自由，他心中永遠都有國家大義，所以太史公筆下的游俠郭解和朱家他們的存在有其矛盾；他們從國家、宗族系統中游離出來，成為游俠，但他們毫無自由。他們是為了追求正義，而舍棄個人身份，而轉變為“俠”，而成為亡命之徒。以正義為名，他們就會漸漸吸引一批追隨者；以正義為師，他們就會以游俠組織來凝聚正義力量。
換言之，離開了國家、宗族，這些俠就不得不進入非國家、非宗族的組織。所以，武俠小說存在一種矛盾，意味著游俠從一種團體游離出去，而行于另外一個平行空間——武俠空間，這個空間在武俠小說中極為重要。
金庸的武俠世界仍然依循中國傳統價值觀，他筆下描繪的江湖組織當然是不自由的。幾乎所有金庸武俠小說都涉及民族意識。例如說，俠首先是作為漢人而存在，所以凡是遇到其他民族，譬如《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及《碧血劍》這三部小說都圍繞著金人、蒙古人、滿人入侵中原展開，作為漢人必然與這些民族在民族認同上有所沖突。而且，這種沖突完全不是個人所能選擇的，你生來就是漢人，必須站在漢人的立場上思考，這是你的第一個團體屬性。
這種民族認同上的歸屬感，及至金庸最后一部小說《鹿鼎記》，有了截然不同的發展。《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與之對比，同樣是反清復明，陳家洛作為紅花會掌舵，他始終不忘恢復漢人大統。但到了《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他雖然也是天地會中人，除了韋小寶行走江湖，《鹿鼎記》最關鍵情節在于天地會命運所系——朝廷是否會覆滅天地會？從小說敘事來看，讀者可以捉摸出韋小寶并不十分認同天地會宗旨，他游離在反清復明團體之外。
江湖幫派、武林團體是十分重要的存在，幾乎每一個“俠”都必須屬于某個幫派。他不是華山派弟子，就是武當派弟子，即使張無忌后來成為明教教主，他的身世也仍然源自武俠派系武當派。在傳統武林中，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俠純粹以個人而行走江湖。金庸武俠小說是新武俠，所以有其特殊與創新，金庸筆下有少數幾個俠以獨特方式闖蕩武林。譬如楊過，楊過心中不以公義為至上，他為人處世重私情，所以他基本上不屬于任何組織，與郭靖迥異，他身上完全沒有陳家洛、袁承志的特質。我為什么不斷強調《鹿鼎記》的文學成就？因為金庸終于寫出一個追求自由的俠，韋小寶完全置身于國家大義之外。
本文摘自《不止江湖》，楊照著，理想國｜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澎湃新聞經理想國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