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兒童文學作家，舒輝波創作并出版中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童話等文學作品四十余部，曾兩次獲得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四次獲得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而他最近面世的《聽見光》（晨光出版社，2024年3月），是繼《夢想是生命里的光》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長篇非虛構兒童文學的力作。在這部作品中，作者打破虛構與非虛構寫作的邊界，通過三層文本的融合、雙重視角的切入，為我們講述了從云南走向世界的青年盲人小提琴家張哲源的成長故事。
三個文本層次
“真實”是非虛構寫作的核心要素，也是其區別于虛構寫作的基本特征，而作家一旦進入創作層面，不管擁有多少真實材料，首先需要考慮的是要表達什么和怎么表達。一種觀點認為，為了保證作品的真實性，非虛構寫作應該堅持零度書寫；另一種觀點認為，非虛構寫作中的真實建構是一種充滿個人化、具象化、情感化的創作，需要在寫作中凸顯創作主體的在場性。在《聽見光》中，作家舒輝波同時使用兩種敘事方式，對真實題材進行文學加工，為之注入審美元素，使其具有三個文本層次：
第一個層次由主人公哲源的訪談實錄組成。作者從2021年開始做寫作準備，三年里多次前往云南采訪調研，僅采訪錄音資料整理成文就有120萬字。作者從這些采訪中選取關鍵對話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第二個層次是作品的主體，即哲源的成長故事：哲源從幼兒園到爺爺家；從昆明市盲啞學校到北京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從北京聯合大學到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兜兜轉轉，去到更大的世界……作者運用文學手法，通過虛構細節、場景對話和心理描寫，在真實基礎上進行合理想象，從而使讀者獲得一種在場的真實感、生命感和代入感，讓讀者沉浸在哲源的成長故事中。第三個層次，是訪談與成長故事產生的互文與對話。哲源的成長故事按時間順序推進，又不斷被時而插入的訪談打斷。有時，對話內容是對后文的預敘，如“第三章：G弦之歌”的開篇，作者問：“你被溫玉茹關進柜子這件事對你的成長有影響嗎？”用關鍵問題形成懸念、引出下文；而且，通過這種方式不斷提醒讀者，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所有事情都已發生，而所發生的一切必有回響。有時，作者和哲源會進行哲學性的對話。在《聽見光》的結尾，兩人討論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作者問：“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悲劇人物嗎？”哲源回答：“審視我的人生，目前為止，我覺得更像是一出荒謬劇……我所有的進程都因為這個病一下停滯了……這種感覺像是等待戈多，至于戈多會不會來，我不知道。”由此，作者將故事的結局留給了時間；而現實中，哲源的人生還將繼續。《等待戈多》用“等待”的行為強迫讀者直面時間的流轉；《聽見光》中，作者和哲源的一問一答就像一個個網子，不斷把讀者從故事中打撈出來。這種多層次且開放性的文本形式，使《聽見光》具有了更深入的存在性的意味——人是時間的生物，過去和未來只是想象，而我們只存在于此時此刻。
兩重敘事視角
與三個文本層次相對應的是兩重敘事視角。“視角是一個地點，作家由此傾聽和觀察。選擇此地而不是彼地作為視角，決定了看得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誰的心靈可以進入，誰的又不可以。”（特雷西·基德爾，理查德·托德：《非虛構的藝術》）。因此，為了追求真實性，在進行非虛構寫作時，作家們最常使用的便是第一人稱敘述視角，舒輝波的第一部非虛構文學《夢想是生命里的光》即是如此；文本中，“舒老師”既是受訪者故事的聽眾，又為讀者轉述這些故事，同時他還向我們斷斷續續地講述自己的故事。作為觀察者，第一人稱的身份讓“舒老師”十分便利地發表對于事件、人物的看法。
在《聽見光》的文本里，作者則采用了兩重獨特的敘述視角。
其一，放棄作為觀察者“看”的權利，不再用自己的眼光觀察與審視敘述對象，而是選擇“聽”的方式，去記錄、傾聽、回應和對話。如此處理，一方面是對人物的體貼與尊重。作者為了體驗哲源的生活方式，曾在家里、在小區、在街上，蒙著眼睛或是閉著眼睛行走。另一方面有利于傳達人物的內省性，當哲源回望過去經歷時，也在思考和擁抱過去的自我；當他與作者對話時，也在與自己和讀者對話。
其二，創新采用了一種極少被運用于非虛構寫作的敘事視角——無限制敘事視角。因為非虛構寫作追求真實，“無所不知”并不是非虛構寫作的一種自然狀態。從讀者心里而論，一般以為哲源所經歷的不一定都是作者所能了解的；但相信哲源所感受的可能也是作者所能感受的。讀者對文本的信任，通常基于對敘事藝術的信任。通過“聽”的方式，作者潛入哲源的心靈世界并與其話語，說出只通過“看”所不可能知曉的東西，從而讓自己與哲源與讀者之間，形成具有情感共振關系的信任同盟，同時也讓讀者在閱讀文本的時候，對哲源的成長故事產生共鳴。
一個大寫的人
敘事選擇背后隱含著深層的倫理訴求。非虛構寫作不僅僅是通過文學手法講好真實故事，更是要揭示人生真相，探索生命本質，最終回答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的問題，而回答這些問題時，極端的生命狀態，如身體的“疾病”和“殘缺”似乎是文學表達偏愛的題材。作者的非虛構寫作體現了對這類邊緣人物的關注，但對“疾病”和“殘缺”的書寫，并不直接賦予情感色彩和道德評價。正如劉緒源在《夢想是生命里的光》的序里指出的那樣，“他的作品沒有過剩的情感——那種虛假的抒情和蒼白乏力的感受。”作者的寫作克制而真誠，這種真誠源自作者對人的認知——沒有邊緣的人，只有不同的人。
《聽見光》中，主人公哲源一直在思考自己和別人的不同：第一章“看不見”，哲源通過很多小事，發現了自己和別人的不一樣，他把這歸之為“邊界”，定義為“心墻”；第二章“新世界”，哲源剛到盲校時，經常想：“為什么我會跟身邊的人不一樣？這種‘不一樣’會對我產生什么影響？我以后的人生會怎么度過？于是，我就想讓自己盡量和周圍人沒有太大的區別。”第四章“寂靜之聲”，哲源反思：“我總覺得自己不一樣，既和健全人不一樣，又和盲人不一樣。”作品最后，作者問：“你覺得自己更幸運，還是更不幸？”哲源回答：“我覺得我肯定還是更幸運的……我努力拆掉了我面前的很多‘墻’，做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去到了更加遙遠的地方，也見識了這個廣闊無邊的世界……我不用眼睛，而是用耳朵和心靈，看到了一個非常豐富的世界，并被這個豐富的世界塑造成了一個豐富的人，為此，我心懷感激。”因為時間的有限性，人類始終渺小。不僅哲源，生而為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邊界，都有需要打破的心墻。
作者雖然寫了一位盲人小提琴家的故事，但這不是苦難敘事，甚至也不是勵志故事，而是一個純粹的人在不斷追尋與奮斗的故事，是一個大寫的人如何獲得幸福的故事——他的幸福與他追尋、奮斗的所謂結果無關。哲源從認識到自己的不一樣，到接受自己的不一樣，再到感恩自己的不一樣，他已不是一個眼盲的弱者，而是一個生命的強者，他的生命有力量——這力量和他是否失明有關而又無關。
歌德曾提出著名的“浮士德難題”，即每個人在追尋人生價值和意義時，都無法逃避靈與肉、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和沖突。在《浮士德》詩劇中，不斷追逐真理的浮士德，雖被憂愁吹瞎了雙目，卻感到心中“有光明在照耀”[1]；《聽見光》中，不斷拆掉“心墻”的哲源，雖然眼盲，卻深感自己的幸運。正是基于作者對人的深刻認識，哲源這個人物具有了浮士德式的哲學意味；也正是基于作者對何為幸福的深刻認識，《聽見光》打破了虛構與非虛構文學的邊界，講述了一個盲人成為大寫的人的故事。
蔡俊，童書作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副主任、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1] 【德】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