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主論壇上，英國劍橋大學古典學系希臘語教授、英國國家學術(shù)院院士蒂姆·惠特馬什（Tim Whitmarsh）作了題為《古希臘的古典主義形式》（Forms of Classicism in Ancient Greece）的演講。他探討的核心問題是，古希臘何以成為“古典的”。
眾所周知，古希臘的文學、哲學、史學和藝術(shù)作品影響深遠。惠特馬什教授指出，古希臘的影響遠不止于此，亞里士多德的科學、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醫(yī)學、歐幾里得的數(shù)學也對現(xiàn)代世界有深刻的影響；甚至古希臘的星象學和煉金術(shù)，還在當前的大眾文化里占有一席之地。
惠特馬什教授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古希臘文獻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自誕生之初就蘊含內(nèi)在價值，還是因為西方社會后來賦予其額外的價值？他自己的回答是，經(jīng)典是這雙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缺少其中任何一種都不可能造就經(jīng)典。惠特馬什教授在演講中提出的核心觀點是，“古典主義”是古希臘自己的創(chuàng)造。
至于什么是“古希臘”，惠特馬什教授提出與通常意見不同的看法。根據(jù)通常意見，“古希臘”指的是從公元前八世紀左右到公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半島及其周邊地區(qū)的文化。但惠特馬什教授提出，“古希臘”遠遠長于這四個世紀，從公元前四世紀往后的八個世紀都要算在里面，這涉及兩段歷史時期。
第一段是所謂的“希臘化”時期，始于公元前四世紀晚期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王的東征，終于公元前31年羅馬的屋大維（后來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在阿克提烏姆海戰(zhàn)（Battle of Actium）中戰(zhàn)勝埃及最后一位希臘統(tǒng)治者克利奧帕特拉女王。在此期間，亞歷山大英年早逝之后的馬其頓帝國陷入分裂，疆域遼闊的帝國內(nèi)上演著西方版的“三國演義”，紛爭不斷。惠特馬什教授說，所謂的“希臘化”，指的是西亞和中亞許多民族在此期間的“希臘化”過程——他們接受希臘的文化和宗教且學會說希臘語。
第二段是“羅馬時期”，緊接著希臘化時期，終于公元四世紀羅馬帝國成為一個基督教帝國。在此期間，希臘完全處于羅馬人的控制之下，羅馬帝國則在文化上一分為二：西部講拉丁語，人口更為稠密的東部則繼續(xù)講希臘語。
因此，惠特馬什教授認為的“古希臘”，從公元前八世紀一直延續(xù)到公元四世紀，長達約一千兩百年。在整個這一時期，希臘語的使用從未停止，希臘的文學、哲學和科學作品也不斷被創(chuàng)造出來。從延續(xù)性上講，希臘的“古代”甚至可以說從未結(jié)束。他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果你訪問古希臘文本的在線數(shù)據(jù)庫《希臘語語料庫》（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你會發(fā)現(xiàn)你能獲取的最新資料屬于十九世紀。當然，惠特馬什教授也提到希臘語在時間中的變化，現(xiàn)代希臘語在詞匯和語法上與古希臘語非常不同，這種變化在羅馬時期就已初露端倪。
那么，漫長的“古希臘”如何成為古典主義的發(fā)源地和保存地？惠特馬什教授謹慎地提出，希臘文化中幾乎從一開始就有一種強大的文學“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可以理解為對古代文本的保存和持守。一個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兩部史詩從一開始就成為每個希臘人都應知道的“經(jīng)典”——希臘人相信，知道荷馬是希臘身份的核心標識。
問題在于，希臘人如何知道荷馬？當時的大部分人并不識字，他們主要通過公共表演而非閱讀接觸到那些長詩。直到公元前五世紀，荷馬以及其他早期文本才逐漸成書，成為有錢精英的研讀對象。惠特馬什教授認為，這一變遷背后的理由是，公元前五世紀雅典作為一個軍事和文化強權(quán)而崛起。
惠特馬什教授直接提到公元前五世紀初的兩次波斯入侵，即通常所說的波希戰(zhàn)爭。眾所周知，在這場戰(zhàn)爭中，以雅典和斯巴達為首的希臘各城邦，聯(lián)合起來擊退波斯大軍的入侵。這場戰(zhàn)爭之后，雅典憑借戰(zhàn)爭中的出色表現(xiàn)和強大的海軍，自詡為一個海軍帝國的首領(lǐng)。雅典也由此得以向所謂的盟邦征收貢金，部分用于共同防御，部分則用于裝點雅典城，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帕特農(nóng)神廟，獻給處女神雅典娜（“帕特農(nóng)”在古希臘語中即為處女之意）。
不過惠特馬什教授沒有提到荷馬史詩成書史上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此事尚早于波希戰(zhàn)爭。傳統(tǒng)看法認為，荷馬的詩歌最早由公元前六世紀的雅典僭主佩西斯特剌托斯（Peisistratos）匯集編纂，佩西斯特剌托斯家族統(tǒng)治之時，可能還組織過游吟歌者的競技表演，他們表演的內(nèi)容就是荷馬的史詩，且一位游吟歌者應當在前一位吟誦者中斷處開始自己的吟誦。這也意味著，當時已有某個游吟歌者必須遵循的傳統(tǒng)文本可資利用。
但不管怎樣，包括荷馬史詩在內(nèi)的希臘經(jīng)典文本，的確主要成書于波希戰(zhàn)爭之后雅典的“黃金時代”。如惠特馬什教授所指出，當時的雅典不僅建起一座座輝煌的大理石建筑，還吸引來一眾哲學家、詩人和其他知識精英，還主辦戲劇節(jié)。希臘文學從此邁入嶄新的“文本化”階段。除了推動對荷馬文本的研究，雅典還把在戲劇競賽中獲勝的文本細心保存下來。惠特馬什教授稱這一階段標志著古希臘“古典主義”的真正開端，在此期間，受過教育的精英愈發(fā)沉迷于過往的文學。
惠特馬什教授接著指出，在后來的希臘化時期和羅馬時期，社會精英繼續(xù)接受希臘教育，這種教育的基礎(chǔ)便是對荷馬和古典雅典戲劇詩人的解讀，以及對古典雅典散文演說家的模仿。對古典雅典文化的這種癡迷，創(chuàng)造出一種“雙語”（diglossia）現(xiàn)象，希臘語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形式：日常用語和精英用語。這有點類似中國的文言與白話并行，任何一個略懂文言的中國人，都可以在閱讀古書時進入中國的古典世界。
因此，惠特馬什教授最后得出結(jié)論，“古典希臘”其實是古典希臘人自己的創(chuàng)造，后來被羅馬帝國的羅馬化的精英賦予新的用途。希臘思想本身就蘊含巨大的價值，加之古代希臘從幾乎最早階段就開始培養(yǎng)那種古典主義的文化，兩者共同造就經(jīng)典。
中國古代經(jīng)典的形成，與惠特馬什教授梳理的希臘經(jīng)典的形成，有異曲同工之處。中國古代思想包含的價值也同樣巨大，且我們的古人也從一開始就整理、注疏那些重要的文本。中國與希臘，一東一西，同為重視古典的古老文明，雙方也必將在互鑒中重新激發(fā)對古典智慧的熱愛。
（作者：張培均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