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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期的周恩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的胞弟周恩壽帶著孩子們，從天津來到北京工作。由于周恩來和鄧穎超沒有子女，夫婦二人就將對晚輩的感情投注在子侄輩。“環視聽”記者多次采訪過周恩壽的女兒周秉德、周秉宜等人，她們曾在中南海與周恩來夫婦一起生活多年。在姐妹倆的講述中，周恩來嚴于治家又不失溫情的形象逐漸清晰起來。
“他的職位要盡量低，待遇要盡量少”
“要說‘家風’兩個字，那就從伯父和父親的事情說起吧，這也是我們兄弟姐妹住到中南海的原因之一。”周秉德微笑著打開了記憶的大門，“我父親1925年考取了黃埔軍校四期，第二年北伐戰爭開始，父親作為宣傳人員隨軍北上。攻打武漢時，父親因為私事擅自離隊，伯父知道后很生氣，狠狠地批評了他。年少的父親一時想不開，就離開革命隊伍，回到了長輩身邊。幾經輾轉，到解放戰爭時，父親在天津開了一家小貨棧，私下里給解放區供應物資，做些革命外圍工作。天津、北京解放后，父親聯系上伯父，說自己還想正式參加革命工作。”雖然周恩壽已經脫離組織，但是周恩來想到他沒有破壞過組織，也一直支持革命，便同意了弟弟的請求。
周恩壽知道哥哥對家人的要求很嚴，也沒提具體要求，但周恩來還是特意告訴周恩壽：“你的工作不能由我來定，只能聽組織安排。”周恩壽先是在華北大學學習了一段時間，后來被分配到北京市鋼鐵局。“伯父聽說了父親的工作安排后，專門叮囑鋼鐵局的領導說，給他的職位要盡量低，待遇要盡量少。最終，父親在鋼鐵局當了一名普通科員，做工會和倉庫的工作。”周秉德告訴“環視聽”記者。
職位低、待遇少就意味著周恩壽一家的生活很不寬裕。在周秉德的記憶中，分給自家的房子很小，兩間屋大概也就20平方米左右。由于住房通風條件差，家里人又多，剛出生的五弟周秉和長了一頭癤子。周恩來知道弟弟條件困難，就讓周秉德、周秉鈞、周秉宜3個歲數稍大的孩子常到自己身邊住，以緩解弟弟肩上的壓力。
除此之外，周恩來還常拿出自己的工資，給弟弟貼補家用。“從1952年到1969年，伯父每個月都會給我家貼錢。那時候我覺得伯父是總理，收入肯定多，就沒當回事。伯父去世以后，警衛告訴我，其實他工資也不多，貼補給我家的錢占了一半工資。我聽了以后都懵了，愧疚得厲害，心想自己以前怎么那么不懂事，有時候還亂花錢！”如今已經79歲的周秉德回憶起此事仍不能平靜，語氣明顯顫抖起來，眼睛里也有了淚花。
生活上，周恩來可以盡力照顧弟弟，不過一旦涉及工作，他又變得“不近人情”。上世紀60年代初，周恩壽已經調到內務部工作，但他的身體一直不好，經常病休。1963年春節時，周恩來對弟弟說：“你身體不好不能正常工作，還拿著全份工資。要不然，你提前退休吧。”周恩壽同意后，周恩來就和內務部打了招呼，讓提前給弟弟辦退休。“內務部的領導覺得父親職位不高，工資本來就低，家里要養活的人又多，而且沒幾年也到正式退休年齡了，就拖了拖。伯伯知道后找到內務部長曾山，對人家發了一通火，讓馬上就辦。提前退休后，父親收入少了很多，伯伯就增加了對我家的補貼。他就是這樣，自己苦點、家人苦點無所謂，唯獨見不得國家吃虧。”周秉德說道。
“這里大家可以來，所以你們也可以來”
在晚輩眼中，周恩來是個慈祥的長者。周秉宜向“環視聽”記者回憶了初見伯父時的印象：“1949年12月，我第一次見到伯父時才4歲。伯父見到我，高興地把我舉過頭頂，他抬頭望著我，笑得很開心。我那會緊張兮兮地想，這個穿著黑棉衣的伯父可別松手，要不我就摔下去了。”在周恩來和侄子、侄女們的合影中，也常能看到他被孩子圍在中間，開心笑著的畫面。周恩來膝下沒有子女，對周家的晚輩們很是關愛，但絕不溺愛。
周秉宜7歲那年，到了該上小學的年紀，鄧穎超告訴她，你現在是個學生了，不是小孩子了，以后我們對你的要求會更嚴格。從那以后，周秉宜每天抱著小碗，揣著飯票，到國務院食堂跟大人們一起排隊打飯，直到她離開中南海。在周恩來夫婦的有意教導下，周家子弟從小就有很強的自立意識。“這對我們將來的人生有巨大的影響。”周秉宜說。
平民意識是周恩來培養晚輩的另一個重點。“當時到了周末，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都會播電影，職工家屬也能去看。中辦有時會播沒有公演的內部電影，國辦這邊都是播已經公演的，兩邊都是5分錢一張票。但是伯父從來不讓我們去看內部電影，只能看公演電影。在他眼中，老百姓看什么，你們就看什么，老百姓沒份兒的你們也沒份兒。這等于從小就告訴我們，你們就是普通群眾，一點特殊化思想都不能有。”周秉宜說道。到了勞動節和國慶節的夜里，天安門會有煙火表演，按規定，首長們可以帶著孩子上天安門城樓觀看。但是，周家的孩子從來沒在天安門城樓上看過煙火。“伯母會說，你伯父到城樓上是協調照應其他首長，是去工作的，你們不能跟著去。然后就帶我們搬著凳子，到中南海邊上遠遠地看。看到有其他職工帶著孩子在這看，她還會說，這里大家可以來，所以你們也可以來。時時刻刻都在提醒，我們和大家一樣。”
在學校里，周恩來依然不許晚輩們有一點特殊化思想。周秉德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時，讀的是干部子弟班，卻很少有人知道她和周恩來的關系。周秉德說：“每到周末，學校總會來不少汽車接學生，不過我從來沒有這待遇。我那時才十幾歲，看著別的同學有車接，心理不平衡啊。我想你們家人都不如我伯父職位高，為什么都有車接。伯母聽了我的抱怨就說：‘不是和你說過嘛，你們小孩子對革命還沒有任何貢獻，怎么能享受國家干部的待遇呢？’”
在八一小學讀書的周秉鈞、周秉宜同樣沒享受過車接車送。周秉宜說：“我們回家都是坐公共汽車，平時手里攥著車票錢。到了夏天嘴饞忍不住，有時拿車票錢買冰棍吃，然后只好頂著太陽走路回家。”有一次放寒假，上三年級的周秉鈞覺得住校的被子需要拆洗，就給鄧穎超寫了封信，信里說：“我們放假了，請派車來接，因為行李比較多。”“我大弟弟秉鈞覺得這次的理由很充分，結果放假那天，警衛叔叔騎著自行車來了。把他的行李拉到學校門口，然后花錢雇了一輛三輪車，就這樣把行李拉走了。”周秉德回憶說。到家后，鄧穎超先和周秉鈞聊了會學校的事，然后話鋒一轉：“你口氣倒不小，還派車去接。汽車是伯父工作用的，能給你用嗎？”
采訪結束，周秉宜走出咖啡館后，鄰桌一名20多歲的年輕姑娘走過來，好奇地問“環視聽”記者：“剛才聽到你們聊天，那位老太太是周總理的家人嗎？我最喜歡周總理了。”
“是的，她是周總理的侄女。你為什么會喜歡周總理呢？”年輕姑娘想了想：“怎能不喜歡他呢？他是那樣有魅力的一個人。還有，你看，那位老太太穿著多樸實，可是氣質又多想讓人親近，跟我想象中的周總理一個樣。”(人民日報中央廚房·環視聽工作室李靜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