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垃圾“圍城”之困，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在我國已漸成規模，與此同時，其引發的“鄰避效應”備受關注。3月中旬，生態環境部印發《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建設項目環境準入條件（試行）》，提出鼓勵建立與周邊公眾良好互動和定期溝通的機制與平臺，暢通日常交流渠道；3月底，生態環境部又審議并原則通過了《垃圾焚燒發電行業達標排放專項整治行動方案》，引導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密集出臺的政策釋放出明顯信號——國家對垃圾發電的監管力度正不斷加大。其實，為加強公眾交流，原環保部就曾規定，將公眾開放、數據聯網作為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基本工作內容。
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在2018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提到，自去年垃圾焚燒廠“裝、樹、聯”整治措施后，截至今年2月，全國278家已建生活垃圾焚燒廠的679個監控點已全部完成“裝樹聯”改造。所謂“裝”，即依法安裝自動監控設備，“樹”就是要在廠區門口樹立電子顯示屏，而“聯”是要把實時監控數據與各級環保部門聯網。
裝備設施的配備能否緩解居民對垃圾焚燒的環境擔憂？哪些因素影響了公眾知情和參與？以何種機制促進平等對話？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日前走訪了北京多座垃圾焚燒發電廠及周邊社區。
多次舉報超標排放
位于北京市門頭溝區潭柘寺鎮的魯家山垃圾焚燒發電廠建于2010年，是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日處理能力占北京日產出垃圾量的1/8。該廠負責人沒有料到，建在山溝里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也會遇到“鄰避”。
2015年，距發電廠兩公里外建起了一片別墅區。兩年后，別墅區業主得知附近存在一座日處理生活垃圾3000噸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并規劃建設同樣規模的二期工程，聯合當地居民，開始了抗議活動。
據別墅區業主高習晟提供的資料，他們質疑魯家山一期工程有超標排放、偷排漏放等行為。在寫給北京市第二環保督察組的舉報信中，他們舉證稱，在對北京市企事業單位環境信息公開平臺（以下簡稱“公開平臺”）發布的
魯家山垃圾焚燒廠一年的公示數據進行統計后，發現有1502小時、122天的排放數據超標，而且排放超標可高至萬倍。此外，由于多個時段缺乏數據，業主懷疑該項目存在偷排漏放現象。
記者也在“公開平臺”發現，在相關超標數據后，“是否達標”一欄標示為“否”。經六次舉報后，居民對“公開平臺”數據及相關標示的真實性更加疑惑。
經查詢，北京市第二環保督察組以表格形式分批次對舉報進行了回復，內容多為結論性語句，較少提及調查方式及相關證據。起初，答復否認存在異常數據，當居民在第三次舉報中列出詳細超標數據時，答復仍未直面問題。
居民認為這樣的答復過于草率，選擇繼續舉報。
在第五批次回復中，環保督查組稱“超標數據”為“企業焚燒爐停爐期間的無效數據，企業均向區環保局提交了停爐報告，停爐期間不排放，但檢測系統24小時檢測，且系統不具備自動剔除無效數據的功能。”該回復及上述
公開平臺還透露，今后將對焚燒廠停爐期間的數據進行備注。
一些專家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正常停爐不可避免，但頻繁停爐不僅會導致各項指標嚴重超標，也說明焚燒爐設計有問題。
中國電力工程有限公司專家委員會秘書長樂家林告訴記者，即便停爐，也不應出現檢測裝置數據“跳表”的情況，至多是靈敏度下降。環境史博士、“北京零廢棄”行動發起人毛達也稱：“如果數據可靠性不高，在線監測公開有何用？環境部門應該對檢測設備的可靠性，給大家一個交代。”
魯家山垃圾焚燒發電廠相關負責人、首鋼生物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趙樹明向記者解釋：“檢測數據是由過氧量折算的，即使是停爐之后沒有污染物排放，空氣中微量的污染物也會導致折算系數放大到無數倍，從而讓人誤以為數據超標。”他同時表示，由于擔心居民對項目有抵觸心理，該廠不會直接向居民提供停爐報告，相關問題應由環保局予以解答。
此外，環保督察組的回復中均未對數據缺失進行解釋，趙樹明告訴記者，魯家山垃圾焚燒廠要求很嚴格，不存在偷排漏放現象。
為解真相，別墅區業主已申請公開該廠的停爐報告、原輔料使用日記錄及設備運行記錄等信息，截至記者截稿時，居民表示尚未收到答復。
聚焦二噁英排放
無論可靠度如何，氮氧化物等排放情況尚有數據可查，居民們表示，最擔憂的二噁英排放情況更不透明。但一些業內人士認為，垃圾焚燒廠排放的二噁英量不足以危害健康。
趙樹明和朝陽區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生產運營總監孫永鑫均告訴記者，垃圾焚燒后的煙氣在850℃以上的高溫環境中停留2秒，二噁英就會分解。“而要實現這一點，只需根據垃圾的熱值設計爐型、保障工況穩定即可，分解率可達99.99%。另外，此后的煙氣處理工序還會進一步吸收二噁英，真正排入空氣中的二噁英量比國際要求的每立方米0.1納克低10倍，僅為0.02-0.03納克左右。”
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也認為，垃圾焚燒產生的二噁英在技術上可控，由于大氣有擴散能力，二噁英在空氣中基本不存在累積。
“烤羊烤串也會產生二噁英，迄今還沒有達標垃圾焚燒廠排放的二噁英對健康產生影響的案例。”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城市垃圾處理專委會秘書長徐海云指出。
高習晟對此有不同看法：“國家對有毒有害氣體只有排放濃度的標準，沒有對單個污染源單位時間內排放總量進行控制，未考慮局部環境承受力。屋里一個人抽煙，還能忍受，大家都在抽煙，那就受不了。”
潭柘寺鎮居民從官方拿到的數據顯示，針對當地二噁英進行的幾次測量數據有快速增長趨勢。以距離發電廠煙囪2319米的魯家灘村為例，土壤中二噁英濃度分別為：焚燒廠運行前0.63皮克，2014年1.5皮克，2016年2.1皮克，
年均增長0.225皮克。距離發電廠煙囪2823米的潭柘寺中心小學附近大氣中的二噁英濃度也由2014年的每立方米0.017皮克增至2017年的0.42皮克。
“雖然二噁英現在處于合理范圍，但我們這兒是個山坳，氣體擴散較難，二噁英遞增速度會很快。”業主林芳表示擔憂。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二噁英監測技術僅能進行一天采樣。
毛達指出，國際上連續采樣一個月的技術在我國尚未應用。我國是《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締約國，并曾承諾到2008年，優先針對重點區域的重點行業現有二噁英排放源采取BAT/BEP措施（該措施建議使用連續采樣技術）。然而截至目前，我國距該承諾還很遠。
同時，現有的二噁英監測工作在執行、公開方面也并不到位，不同焚燒廠參差不齊。
2017年11月，深圳市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發展中心向環保部門申請公開2008年后環評并在運的129家垃圾焚燒廠周邊環境空氣和土壤二噁英監測報告。截至今年2月，僅有26家在答復中提供了相關數據。其中，僅有3家每年進行監測，而包括北京魯家山、蘇家坨在內的4家垃圾焚燒廠只有環評階段的一年有監測數據。除不存在數據無法提供外，一些環保主管部門則要求申請者向企業要數據、自行查找，或先提交科研資料。
僅靠宣教難解疑惑
李梅是上述別墅區的業主，也是一名律師，申請各項信息公開多由她負責。然而，更多的當地村民既沒有相關意識，也沒有相應知識。對他們而言，接受最簡單宣傳教育的同時，依然保持著質疑。
在垃圾焚燒從業者看來，公眾反對主要是由于缺乏了解、盲從偏信和主觀臆測。因此，宣教和科普成為解決鄰避問題的著力點。
自2009年7月起，高安屯垃圾焚燒廠在北京市內率先敞開大門，接受公眾參觀。并于2013年設對外接待科，建科普展廳，請民眾到焚燒廠了解垃圾焚燒的整體過程、現場生產實際及三廢處理情況。
但僅有簡單的知識性信息，一些居民并不買賬。高安屯垃圾焚燒廠附近一小區居民表示：“宣傳沒危害也不行，還是不放心。”魯家山垃圾焚燒廠附近居民組織過兩次入廠參觀活動，但并未改變反建的態度。趙樹明感到無奈：“給公眾講解技術問題沒用，他們聽不進去。”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經濟與管理系教授宋國君告訴記者，他參觀過幾十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但發電廠著重介紹垃圾發電的好處和污染控制的可能性，不會對二噁英、重金屬等有害物質的排放控制、輔助燃料的使用等細節問題進行答復。
若宣教不成，垃圾焚燒廠往往只好期待政府出面。據了解，目前很多城市的垃圾填埋場處于超負荷運行，而焚燒發電被認為是解決“垃圾圍城”的有效途徑，因此在焚燒廠環評等環節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
“向公眾發放問卷只是形式，一般在發放之前會‘做工作’，直到‘做透’為止。”徐海云道出環評中的“規則”。樂家林則坦言：“聽證會程序設置的‘簡單粗暴’是典型的行政‘忽悠’。”
垃圾焚燒發電廠與公眾之間的隔閡，除了受固有觀念影響，也受利益的預判影響。
反焚派多認為，垃圾焚燒廠的迅速發展與其背后巨大的經濟利益和財政補貼密切相關；主焚派則稱，有些居民反對是由于房地產利益受到沖擊，焚燒廠的存在打破了其對房價的預期。
由于溝通不暢，此前一些城市曾出現過已建成垃圾焚燒廠，后因公眾反對而整體拆除重新選址的情況。也有極少數城市因公眾反對較強烈，采用了更清潔的濕法脫酸工藝。但該工藝成本較高，并會帶來水消耗和水處理問題，因此在干法、半干法能夠達標的情況下，多數城市并未采用。
“目前關于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鄰避效應，大多是零和博弈 ，要么是公眾聲勢特別浩大，導致政府被迫放棄建設計劃；要么是政府不讓公眾發聲，公眾意見更大。很難看到雙方在一個相對平等的平臺上進行對話。”毛達稱。
毛達還表示，現在大的政策是鼓勵環境保護公眾參與，但還看不到特別好的案例。“好的案例一定是不同意見能得到充分表達，但凡只有一種意見，以專家說服公眾為起點的話，就有問題。‘征求公眾意見’不是‘說服’公眾，‘征求’是要將公眾意見反映到環評報告中，并給出合理答復。不同的政府部門、公眾代表、相對獨立的研究機構需要進行對話，擺出各自的理由和證據，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人民日報中央廚房·能言善道工作室 呂銀玲）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居民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