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國家第一批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組織報告》（2018）藍皮書發布會暨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以“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組織：新定位與新發展”為主題，圍繞“社會組織自身定位以及與政府關系”“社會組織和社會創新”“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的定位與挑戰”等內容進行了研討。作為社會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智庫在會議上廣受關注。
研討會現場（圖片由研討會組委會提供）
中國智庫發展到了新階段
根據會議上新發布的《中國社會組織報告》（2018），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單位主要有高等院校、黨校（行政學院）、部隊院校、科研院所、黨政部門的研究機構五類。根據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改革開放后，我國智庫經歷了五個階段：一是1977年至1987年，我國智庫體系初步建立，政府研究機構和社科院系統蓬勃發展；二是1988年至1993年，“下海潮”的興起讓我國智庫體系進入多元發展階段，民間智庫開始興起；三是1994年至2002年，我國智庫體系基本形成，大學智庫開始發展；四是2003年至2012年，智庫體系開始轉型發展；五是2013年至今，我國智庫體系創新發展，國家第一批高端智庫試點單位掛牌。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陳承新介紹說：“應該看到，十八大以來，我國智庫建設日益被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智庫在國家治國理政當中也日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國際問題和重大外交上起到關鍵性作用。目前，我國國內知名的社科類綜合性研究智庫，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等。社科類的民間智庫有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察哈爾學會等多家。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多家高校，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多家媒體也在從事智庫建設。”
中外智庫的歷史發展沿革
類似智庫的機構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諸侯貴族紛紛招賢納士。戰國時期的田氏齊國曾辦稷下學宮，這是我國最早的類似智庫的機構。秦漢時期，國家對智囊人才的管理得到進一步加強，“博士議政”制度開始出現。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唐朝開始設置的翰林院，一直延續到明清，是中央政府的“智囊團”和“儲才院”。同時，隨著地方社會的發展，“幕僚制度”開始興起。“無幕不成衙”的說法，便是對這種機構發展的真實寫照。
稷下學宮（圖片來自網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現代意義上的智庫在西方國家得到了發展。以德國、美國為代表的國家著重于政治類智庫的發展，以協助其內政外交工作。較為有名的智庫有弗里德里希-阿爾伯特基金會、蘭德公司、外交關系協會、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等。這些智庫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每年大量產出直接聯系政界的研究報告，具有較強預測性；二是參與或策劃或組織重大國際關系問題，是西方國家治國理政的重要工具；三是在信息交流、人才交流方面都與政界保持密切關系。
美國蘭德公司，一家涵蓋了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的著名綜合性智庫（圖片來自網絡）
是什么阻礙了中國智庫的發展
“如果嚴格從社科智庫界定講，需要至少具備幾個條件：一是高效產出研究報告，報告對于社會發展、治國理政具有前瞻性視角、預測性意義；二是與政界、學界關系密切，并且具備相應的流動渠道；三是擁有一支既具備一定學術基礎又具備廣闊眼界，既有深刻洞見又有對外交往能力的智庫人才隊伍。”陳承新道出了我國智庫的發展瓶頸。
“近年來新型智庫建設熱度不減，社會整體‘庫多智少’的問題卻依然存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副研究員唐磊看來，“庫多智少”問題主要歸結于智庫型人才的相對匱乏。不同于一般的高校學者，智庫學者的研究要更加重視知識向政策的轉化。在戰略、策略、技術等不同層面提供可以采用至少可資借鑒的思想、觀點。
“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是面向決策的知識生產力”，唐磊指出，“但是現在智庫體系建設中，資源過多集中在官方智庫和事業單位智庫，社會智庫的體制活力因為資源約束而沒有得到充分釋放，注冊難（托管單位難尋）、籌資難、人才隊伍建設難等問題并未得到明顯改善。”
面對現實問題，智庫應當怎么辦
“智庫的思想性和理論性產品與學術產品不一樣，它是直接面向決策的。”唐磊認為這是智庫研究不同于一般學術研究的地方。
“自習近平總書記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做出指示后，媒體、企業以及社會資本都加入到智庫建設大潮中，誕生了一批具有混合形態的新興智庫，這批智庫試圖將政治資源、學術資源和社會資源整合在一起，成為新型智庫建設的一大亮點。”唐磊介紹說。比如，《南方都市報》和奧一網在2012年發起成立的南方民間智庫，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發起成立的南方輿情研究院，湖北日報傳媒集團發起成立的長江智庫，都是媒體智庫的典型代表。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等，則是高校智庫的典型代表。
光明日報成立的光明智庫logo（圖片來自網絡）
值得一提的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對智庫的發展建設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據《中國社會組織報告》（2018）藍皮書執行主編蔡禮強教授介紹，我們現在處于一個新組織時代。在以前，組織的地位取決于它所掌控的資源。越在權力核心的組織，組織所獲得的資源會越多，地位也就越高。而現在，組織的地位則取決于其能否滿足社會需求。例如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它所提供的產品能夠促進商業繁榮，其社會地位自然也提高了。
（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智觀天下工作室出品，夏康健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