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看，一般而言，一個作物品種審定后在生產上應用的時間也就在十年左右。所以，坦率地講，科技人員研發出的某個轉基因作物品種，在獲得安全證書后，如果當時不能及時產業化，再過十年也許就沒用了，因為更新的品種又出來了。”日前，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前校長許智宏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達了對中國轉基因產業發展緩慢的惋惜。
許智宏認為，這使科學家的不少研究成果被擱置，影響了中國轉基因產業化的發展進程。
澎湃新聞：近十年來，中國沒有批準任何一種轉基因作物進入產業化階段。為什么推廣這么緩慢？
許智宏：當然，國家在推廣轉基因作物品種的時候會考慮很多因素，比如社會經濟、食用和環境安全性、公眾接受程度，等等，但與國際上相比，我國產業化確實是比較緩慢。除了以前批準的轉基因抗蟲棉和抗病毒番木瓜外，十幾年來就沒再批準新的轉基因作物品種的產業化應用。
2008年，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啟動，研究對象包括5種作物：水稻、小麥、玉米、大豆、棉花；3種家畜：豬、牛、羊。到2020年國家在這個重大專項上的總投資約240億元人民幣，專項的主要目標內容就包括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及其產業化。
我國有一整套有關轉基因作物的管理監督法規，我完全贊成應嚴格執行這些法規，但問題是，特別是在獲得安全證書后，也要讓科技人員知道他們還應該做什么？對于其后的每一步，涉及到的科技人員反映缺乏具體的操作措施。
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院士的團隊研發的抗蟲水稻和中國農科院范云六院士的團隊研發的轉植酸酶玉米都曾獲得農業部頒發的安全證書，但有效期僅五年，到期了延期申請批準又有五年，但即使如此，不少科技人員依然懷疑這幾個品種能否真正產業化。
你想想看，一般而言，一個作物品種審定后在生產上應用的時間也就在十年左右。所以，坦率地講，科技人員研發出的某個轉基因作物品種，在獲得安全證書后，如果當時不能及時產業化，再過十年也許就沒用了，因為更新的品種又出來了。
澎湃新聞：中科院水生生物所朱作言院士研究的轉基因鯉魚比美國的轉基因三文魚早了三年。如今，轉基因三文魚已走上人類餐桌。
許智宏：我國對轉基因魚的研究要比國外的轉基因三文魚早。中科院水生生物所朱作言院士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即開始研究轉基因魚，是國際上獲得轉基因魚的第一人。他領導的團隊用草魚的生長激素基因轉入鯉魚，獲得了快速生長的轉基因鯉魚。與四倍體魚雜交后產生的三倍體魚不育，確保了環境釋放的安全性。這與市場上的無籽西瓜相同，因為三倍體沒有生殖能力，不會繁殖后代。選育出的“冠鯉”的生長速度達8個月長到1-2公斤，而美國選育出的三文魚“水優”長到1-2公斤需18個月。轉基因重大專項啟動時，動物方面的研究對象有豬、牛、羊，但在決策時卻把這個技術上做得最好、進展最快的轉基因鯉魚排除在外，挺遺憾的。
當時也有專家提出用轉基因技術培育速生、優質、抗干旱鹽堿的樹木品種。在森林生態和林業生產方面，“十二五”期間，中國商品木材總需求達到了3.6億立方米，木材對外依存度已達43%左右。在這方面，抗旱耐鹽的速生轉基因楊樹，已在進行田間試驗。今年終于把幾種重要的木本植物的轉基因研究列入了轉基因重大專項。
澎湃新聞：那轉基因棉花和番木瓜推廣的時候也是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嗎？
許智宏：那個時候也是情境所迫吧。上世紀80年代我國棉區遭受棉鈴蟲的嚴重危害，棉花嚴重減產，一些地方甚至絕收。棉花是我國農田中使用農藥最多的作物，根據棉區當時的信息，由于連年大量使用農藥，棉鈴蟲抗性增強，據說甚至把棉鈴蟲浸在農藥中都不死。當時全球一年農藥的貿易量約為200億美元，而中國棉田每年農藥及其施用的費用就有約2.4億美元！
解決棉鈴蟲的問題，也是解棉當時種棉農民的當務之急。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高技術發展計劃（“863計劃”）就設了轉基因抗蟲棉課題，雖然我們比美國晚了幾年，但我們中國科學家沒幾年就研發出來了，開始推廣中國自己的品種。那時美國孟山都來中國華北地區推廣他們的轉基因棉花，但在后來，中國科學家自主研發的抗蟲棉打破了美國的壟斷地位，這也促使美國公司逐步退出中國的抗蟲棉市場，而轉向印度。
客觀上，我國棉區很大，各地氣候、土壤等環境有很大差異，大作物很難由一兩個品種包打天下，而必須在短期內培育出一批適于各地的抗蟲品種，做這方面的工作，中國有優勢。我國轉基因棉花新品種的培育，從2008年到2015年，已育成轉基因新品種147個，累計推廣4億畝，占國內市場份額95%。抗蟲棉的推廣減少農藥用量達40萬噸。印度因為沒有自己的轉基因棉花，現在印度的抗蟲棉基本上用的是美國抗蟲棉，棉花種子的費用就高了。所以，中國如果當年自己不做這方面的研發，那么抗蟲棉的市場也就早被國外公司占領了。
番木瓜環斑病毒最早是在夏威夷發現的，是嚴重危害番木瓜的病害，上世紀后期幾乎摧毀了全球不少地區的番木瓜產業。我國華南地區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即發現此病危害，隨疫情加重（發病率增加可達90%以上），同樣導致產量大幅減低、品質下降。美國研發的抗病毒轉基因番木瓜在1998年獲得安全認證，並迅速推廣種植。由于病毒的株系不同，美國的轉基因番木瓜對華南、臺灣地區的病毒不具抗性。我國華南農大研發的抗病毒轉基因番木瓜在2006年獲得安全證書，隨后也迅速推廣種植，拯救了我國的番木瓜產業。
澎湃新聞：“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稱，“十三五”期間要加強作物抗蟲、抗病、抗旱、抗寒基因技術研究，加大轉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研發力度，推進新型抗蟲棉、抗蟲玉米、抗除草劑大豆等重大產品產業化等。業內很多人認為，2020年前將會有轉基因作物產業化。你怎么看？
許智宏：我還是有信心的，比如說大豆和玉米都是很有可能的。中國每年進口那么多大豆，去年達到8200萬噸，基本上也是轉基因的，而且我們也在進口轉基因玉米。科學家都在說為什么我們自己培育的轉基因玉米、轉基因大豆不能產業化。這好像都是說不過去。何況中國科研人員手中還有一批轉基因抗旱耐鹽、品質改良的品系（如：通過改變淀粉組成提高抗性淀粉的含量，使之適于糖尿病人食用、也可通過轉基因大幅度提高特定維生素的含量，等等）。
澎湃新聞：近年來，中國轉基因作物產業化推廣比較緩慢。哪些國家發展比較快，有什么值得借鑒的經驗嗎？
許智宏：2016年，全世界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是20年前的110倍，增長非常快。美國轉基因農作物占的比例最高，其次巴西，然后是阿根廷，第四是加拿大，中國現在到第八了。中國原來是第二的，現在退到了第八。在排名前五位的國家中有三個是發展中國家：巴西、阿根廷、印度。
巴西的轉基因產業化推廣發展就比較快。巴西推廣應用轉基因技術比中國開始晚很多。巴西環保部原來的政策也不允許在巴西種植轉基因作物，但是轉基因大豆性狀優良，農民并不理會環保部的政策而大量種植。時任總統在充分了解情況以后，就宣布巴西轉基因大豆合法，并及時修改法律，從而加大了對轉基因作物研發的支持和投入，加速了轉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種植。
巴西在2016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占到全球的26.5%，排名世界第二。巴西分別在1998年、2005年、2008年批準種植轉基因大豆、棉花和玉米。2000年以來，轉基因大豆種植面積增加1.48倍，單產增加27%，總產量增加2.14倍，出口占總產54.16%，轉基因種植率96.5%。2004年以來，轉基因玉米面積增加47%，單產增加94%，總產增加1.84倍，出口占總產的29.17%，轉基因種植率88.4%。2004年以來，轉基因棉花面積在100萬公頃左右，單產增加42%，出口占總產的43.25%，轉基因種植率78.3%。巴西已由一個農業基本是自給型的，轉變成為一個典型的出口型農業強國。
澎湃新聞：一些新聞報道中提到的，有些地區存在非法種植轉基因作物的事情，你怎么看？
許智宏：我國已有一整套轉基因的法規，從總體上說現在中國對轉基因作物的監管還是嚴格的。但是問題就是，有人提出中國這么大，能完全管控得住嗎？我覺得出現個別地區的案例，一種是個別種子公司在銷售非法種子。多年前在轉基因專項的專家會上我就建議應加強對種子公司的監管，防止還沒有批準的轉基因作物種子流入種子市場，這樣才能從源頭上控制。作為研發單位的研發人員，也有責任防止在批準產業化之前嚴防種子外流。同時，對那些經過了嚴格的科學評估的材料，也應及時依法審批，根據國家的需求，適時推動我國轉基因產業化的進程。
澎湃新聞：中國對于轉基因標識采用的是“零容忍”的強制性制度，即只要產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就必須標識。據了解，中國是世界上唯一進行定性標識的國家。
許智宏：這個也表明我們監管要求更加嚴格。在轉基因問題上要求比較嚴苛的歐盟、日本、韓國也只是選擇“定量”標識。需要標識轉基因成分的閾值，只有超過這個閾值（歐盟為0.9%以上，日本為5%以上，韓國為3%以上）時，才需要標識。因為我們現在批準產業化的作物種類還很少，隨著種類的增加，這種“定性”標識的做法會有困難。我個人覺得隨著中國轉基因產業化的產品的增加，這種“零容忍”的政策會進行相應的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