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以王海為代表的一批“職業打假人”橫空出世，自其誕生之日起，關于這個群體是“刁民”還是“英雄”的爭議就一直沒有斷過。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的意見發布以及被公開詬病為“職業索償人”，職業打假人這一群體再次經歷了風向的轉變。作為老一輩職業打假人，劉艷清也意識到，他們的寒冬可能到來了。
轉折 職業打假人的風向轉變
記者在北京市石景山區一個十平方米的辦公室里又一次見到了職業打假人劉艷清。三年未見，老劉還是那么精瘦，他不僅沒有轉行，而且還為自己的打假事業注冊了公司，正經有了一間自己的辦公室。
聊天中記者得知，老劉打假的領域也從原來的珠寶首飾、食品藥品擴大到了手機、電視、保健品、服飾、電動車等。他手底下有十幾個人，既是員工也是徒弟，被區分了不同的專長，平時都靠微信跟老劉保持聯系。所以大部分時間都是老劉自己獨享辦公室。
老劉守著兩臺電腦。近年來，他開始將主要精力集中于電商平臺的打假。京東商城、寺庫等知名電商，被他打了一輪又一輪。
剛剛成立不久的北京互聯網法院，讓老劉樂開了花兒。他已經迅速在互聯網法院的電子訴訟平臺上為手頭一起網購案提交了訴訟材料，“網上立案、網上開庭、網上執行”，他說以后他就可以用一臺電腦網購、一臺電腦打官司，足不出戶就能干活。
上一次記者采訪劉艷清時還是2015年，當時正是職業打假人最為意氣風發的好時候。
201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明確“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在當時被視為“知假買假”受到了保護，職業打假人拿到了“尚方寶劍”。
隨后的兩三年間，法庭上可見的是，很多職業打假人不再避諱自己的身份，判決結果也往往令他們甚為滿意。
后來風向變了。去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復意見中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對“職業打假”行為采取分類對待、逐步遏制的態度。根據《答復意見》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此后，關于職業打假人的風向標就發生了變化。職業打假人被判敗訴的案件屢見不鮮。
現象 敗訴越來越多 身份越來越收斂
2017年1月，在北京的劉某，從一號店的網站購買了靖江市某食品公司的零食“手剝奶油巴旦木200g×2袋裝”，共計30袋，花費1014元。該產品背面的營養成分表中載明脂肪7.2克。隨后，劉某將產品送檢，《檢測報告》顯示脂肪為52.5，采用標準GB/T5009.6-2003食品中脂肪的測定第一法單項評定不合格。
基于此，一審法院判決被告公司退貨，并支持了十倍賠償。被告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北京三中院終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劉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終審判決稱，從劉某購買巴旦木后送檢測機構檢測且僅檢測脂肪含量的行為來看，其不同于普通消費者，另外，對于標簽瑕疵是否應當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在不影響食品安全的情況下，屬于行政管理的問題，不屬于民事案件處理的范圍，本案不予處理。
而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今年的一份調研則顯示，雖然“職業打假人”起訴商家的案件中，原告勝訴率一般能達到60%至70%，但是食品藥品領域之外，如有人之前購買了某種涉及虛假宣傳的筆記本電腦，起訴商家欺詐并獲賠，之后再次大量購買該款筆記本并起訴，則會被法官認定“考慮到之前的判決，這種商品已經不會對你構成欺詐了”而敗訴。
鑒于這樣的結果，一些職業打假人要么在法庭上越發隱匿自己的身份，要么索性起了暫時隱退的念頭。
上個月，東城法院審理的一起跟茶葉標識有關的索賠案中，盡管對于原告職業打假人的身份大家都心照不宣，被告也在極力舉證，但原告本人對于自己的身份始終是回避態度，對于記者提出的采訪要求更是再三謝絕。
在這一點上，作為老一輩的職業打假人劉艷清似乎坦然一些。
“現在只要是開庭，被告律師肯定會拿一堆材料來舉證我不是普通的消費者，只要法官問我，我依然會承認自己的職業打假人身份。”承認之后，老劉就會拿出例如法律條文中關于欺詐行為的認定等條款，“法律規定得明明白白”，他還常在法庭上向法官引述那句著名的法律“諺語”——“法無禁止即可為”。而老劉最近幾個案子的判決結果似乎也比較如意。
探討 職業打假人還是職業索償人？
今年9月10日，由中國工商報社主辦的職業索償行為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來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市場監管執法人員、法律專家和企業代表參加了研討。在研討會上，當下的“職業打假人”被重新定義，出現了“職業索償人”的概念。
北京某區工商分局一位消?？瓶崎L在研討會上透露，2018年至今，該區工商局共收到8萬多件投訴舉報，其中1萬件都高度疑似是來自職業打假人的投訴。“來自12315系統的六千多件投訴中，有206件投訴是同一人所為，投訴件數在50到200件的有3人，投訴件數在30到50件的有7人。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被投訴了107次，因為其出售的耳塞產品廣告詞為‘超強抗噪音’，‘超強’二字屬于廣告法中禁止使用的詞匯。”
“99%的職業投訴都是針對廣告宣傳的，將有限的行政資源用于此類打假，無疑得不償失。”在工商部門的人看來，職業打假人針對的要么是廣告宣傳語，要么是標簽或者包裝上的“瑕疵”，真正涉及對消費者影響較大的產品質量問題卻極少見到。
在他們眼中，這些職業打假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逼迫商家進行賠償，有“敲詐勒索”、“惡意投訴”之嫌，是為“職業索償”人。“如果工商的精力都用在處理職業打假人的投訴上了，那么用于普通消費者的精力就會很有限。”在他們看來，職業索償人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
對于這些看法，劉艷清卻不能認同。“這本來是工商部門該干的活兒，我們幫助他們把問題找出來了，不給我們獎勵就算了，為什么還要阻攔？”
至于那些說職業打假人是“鉆法律空子”的，劉艷清則回懟道：“國家法律很健全，沒有空子可鉆。法律都寫了賠三倍還是十倍，既然產品不合格，商家就應該付出相應的代價，這有什么疑義嗎？難道職業打假人比那些奸商更可惡？”
劉艷清坦言，作為職業打假人，自己50%到60%的目的是為了凈化市場，40%到50%的目的則是為了賺錢。“工商部門有國家給開工資，我們打假可沒工資。”
追問 到底什么才關乎消費者利益？
劉艷清還反問記者，“難道不合格的商品標簽、包裝瑕疵和廣告用語就不關乎消費者的利益嗎？”
老劉展示給記者他打過的幾件關于橄欖油的網購案。他說，原來網上有很多品名為橄欖油或者橄欖葵花油的產品，商品名稱和圖案都主打橄欖油，但實際上配料表的成分里可能92%是玉米油，橄欖油只排第三位，甚至更靠后，并且沒有標注比例，“拿去檢測，橄欖油的比例實際也就5%，甚至更低。”
“這樣的油賣到150多一瓶，我買一瓶玉米油可能也就五六十。橄欖油的比例標示明白，消費者自然會考慮如何選擇。你說這種包裝問題對消費者利益的影響算不算大？”網上被老劉“折騰”過的幾款橄欖油現如今都改了包裝，橄欖油的比例被標示出來。
老劉還打過幾個手機、電視商品，原因是商家將屏幕的“英寸”標注成了“寸”。看似是小毛病，但老劉卻說，“你就是賣這個的，難道連寸和英寸都分不清？打你有錯嗎？”
確實有一部分“同行”讓劉艷清不太看得起。有人到超市里將食品藏在某個角落，等到過期了再去取出來購買，借此向超市索賠。這些人在老劉的眼里稱不上是“職業打假人”。在劉艷清看來，大多數職業打假人對凈化市場、約束商家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
對于打假的收入，劉艷清既不諱莫如深，但也沒有給記者一個明確的數字。他只是隱晦地向記者透露出一些信息，比如說“每年能打100多起案子，索賠成功的大概有七成”，再比如說，“單是和某個食用油品牌打了三次，就賺了四十多萬”。
“你想想一年這么多案子打都打不過來，犯得上去涉險敲詐勒索嗎？” 劉艷清認為，只要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索賠，就不叫敲詐。
由于對打假游刃有余，劉艷清的“事業”尚未受到太大影響，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職業打假人的寒冬可能到來了。對于風向的變化劉艷清也有計較。他告訴記者，未來可能會將精力更多地放在食品、藥品的領域，畢竟目前這兩個領域對于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還沒有作出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