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 柯稱
通訊員 徐新偉 肖迪
8月底，67歲的武大教授于丹結束在東北的野外調查后，他顧不上回家，又一頭鉆進了武漢大學梁子湖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以下簡稱“梁子湖國家站”）。
天南地北探尋水生植物，四處奔波為湖泊“看病”，駐守梁子湖孤島帶隊種草……四十載科研教學生涯，于丹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
從水生植物研究到水生植被重建，從湖泊生態修復到水質凈化研究，32年來，于丹教授帶領團隊以梁子湖治理為中國湖泊治理探尋路徑，不斷攻堅克難，革新湖泊治理方法。團隊培養的100多名博士碩士，已成長為我國水生植物研究的中堅力量。
“泥腿教授”在湖心島建站
于丹與梁子湖結緣于1992年。當時，他作為武漢大學生物系第一個進站研究的博士后，開展“長江中下游湖泊群水生植被”研究。
“那時，國內幾乎找不到水生植被恢復的參考書。”于丹說，在調查了洞庭湖、鄱陽湖、太湖、巢湖等100多個湖泊后，他選擇在物種多樣性豐富和植被類型多的梁子湖建立水生植物野外研究基地。
創業伊始，沒有任何資金支持，于丹和他的團隊只能在湖上的牛沙咀孤島搭帳篷。后來，通過政府部門資助買下島上漁民用石頭搭建的小屋，才算有了安身之所。島上蛇蟲鼠蟻很多，有時候正商討工作，一條蛇忽然從屋頂上掉下來；睡夢中，老鼠從枕邊溜過；沒有實驗樣本，下湖連根挖出水草；外出觀測，扯一把干蘆葦把饅頭烤烤就是一頓飯；吃不上新鮮的食物，自己開荒種地……這樣的場景是家常便飯。
春去秋來，于丹團隊與清冷做伴，與洪水抗爭，或踏著沒膝的淤泥，或浸泡在湖水里被淤泥、爛草、魚腥包裹，他們成為村民們口中的“泥腿教授”和“水草研究生”。
靠著這份堅韌和信仰，他們的事業漸成氣候。1996年，武漢大學批準建立武漢大學梁子湖野外生態站；1998年，鄂州市無償劃撥牛沙咀島給武漢大學建立野外觀測基地；1999年，武漢大學投入資金建設實驗樓等基礎設施；2005年，觀測站獲評成為梁子湖湖泊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成為國內第一個以水生植物為研究對象的國家野外站；2012年，團隊所在的生態學學科被評為湖北省唯一的生態學一級重點學科。
如今，梁子湖國家站修建了1000多個各種規格的水泥實驗池，配備了各種精密科研儀器和考察用的車船。長期定位監測梁子湖的生態環境，每日實時自動監測水質、大氣和土壤因子；每月按時進行一次全湖調查和水陸交錯區生態調查，已積累200萬余條觀測數據，為我國退化湖泊植物群落重建和生態修復等提供了基礎理論探索和實踐證據。
摸清“家底”，以草治湖
扎根梁子湖，并非死守梁子湖。于丹教授每年率隊赴全國各地進行水生植物野外調查和標本采集，從黑龍江漠河到海南三亞，從青藏高原到東部沿海，走遍了全國大大小小的水體。
在新疆塔里木河身陷流沙，在湖北神農架摔下山溝，在遼寧大連遭遇車禍，一路艱辛。30多年來，于丹和他的團隊采集水生植物標本40萬余份；拍攝水生植物圖片30萬余張，收集水生植物種子7000余份，調查3萬余個水生植物群落樣方，發現了數百個新記錄種；查清中國水生植物共106科404屬1605種，證明了中國是世界水生植物種類最多的國家之一。
在梁子湖國家站的標本收藏室里，數十萬份水生植物標本讓人眼花繚亂。這里收集了中國水生植物全部種類的標本，館藏量占全國水生植物標本數的90%以上。利用這些標本開展分析，于丹分別提出第一批和第二批《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中水生野生植物名錄，被農業農村部采納頒布。
面對梁子湖水體污染，于丹帶領團隊從進行水生植物研究，到開展水生植被重建、湖泊生態修復和水質凈化研究，把“以草治湖”作為主要技術措施，嘗試解決湖泊治理這個世界性難題。
他們在梁子湖中種植水生植物，在拆除圍網養魚的植被退化區大量播撒水生植物種子和休眠芽，人工扦插幼苗和枝條，重建原生植物群落，重建水生植被20余萬畝，恢復沉水植被12萬畝、浮葉植被3萬畝、挺水植被5萬畝，使全湖植被覆蓋率超過80%，水質整體保證二類水，局部達到一類水標準。梁子湖成為我國湖泊生態恢復的成功模式，2010年被納入湖庫生態安全管理技術體系建設與示范推廣項目，進行全國性示范推廣。
“梁子湖”模式走向全國
總結梁子湖的治理經驗，于丹教授積極為生態文明建設建言獻策。2007年提出了全國湖泊治理“抓緊治‘小病’，分期治‘重癥’，保住‘生態本錢’”的新思路，得到了中央領導批示，啟動了全國良好湖泊的保護項目，投入150億元保護好了200多個輕污染湖泊。
近年來，于丹教授將梁子湖的經驗和技術向全國推廣，栽植水草、生態治污的“梁子湖模式”，已經走出湖北，走向全國，在全球享有盛譽。
2017年，團隊受邀在云南洱海種植水草，僅用半年時間將洱海植被覆蓋率從8%提升為13.5%，使國家一級保護植物海菜花重現洱海。
2018年，團隊受生態環境部指派赴湖南大通湖種草治污，經過三年生態修復使大通湖的水生植被覆蓋率都達到80%以上，由“水下荒漠”演變為“水下森林”，使長江流域最后一個劣Ⅴ類湖泊甩掉“黑帽子”。
2019年，團隊受邀對湖北枝江市八個湖泊進行生態治理，經過三年種草治污，八個湖泊水質都得到明顯提升，其中五柳湖滿湖水草，水質全年穩定在Ⅲ類，金湖成功通過國家濕地公園驗收，并入選國家山水工程首批15個優秀典型案例之一。
此外，團隊在蘇州陽澄湖、鄂州曹家湖、宜昌瑪瑙河、浙江長潭水庫等水體成功重建了沉水植被。
身先士卒帶出一批治湖人
燈火常在，行者不孤。于丹常說，湖泊治理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要走的路還很長，一個人和一個團隊的力量畢竟有限，中國的湖泊治理需要更多的治理人。
無論是野外調查還是在湖里種草，幾十年來于丹總是堅持在一線，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地告訴學生怎么做學問、怎么做人。“于老師每次做大湖調查，幾米深的水，他總是第一個跳下去，反復浮潛。野外考察也總是走在最前面開路。”梁子湖國家站2001屆碩士畢業生、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徐新偉教授說。
如今，徐新偉、劉春花、王忠等于丹曾經的學生，都成為梁子湖國家站的教授，也有了自己的學生。從梁子湖國家站畢業的100多名博士碩士中，不少在國內外知名研究所或高校工作，10多人晉升為教授，成為水生植物研究的中堅力量，使得中國在國際水生植物研究領域有了一席之地。
這些年，于丹先后主持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幾十個國家級科研項目，發表SCI論文近200篇。梁子湖國家站先后獲得“全國野外科技工作先進集體”“湖北省環境保護政府獎”“中國生態文明獎”，并入選首批“全國高校黃大年式教師團隊”。
也曾有學生不理解老師——于丹團隊研發出多個填補國內外空白的水草種植技術，但他從未申請過一項專利。“做科研的人，頭腦里就不能想著賺錢！”于丹說，這些成果，所有人都可以共享。
還有人問他，為什么多次婉拒學校和專家建議他申報院士。于丹笑著說：“首先自己水平離院士有差距，另外梁子湖恢復需要我投入全部時間，而申報需要花費大量精力，不如多種幾棵水草，心里更踏實。”
枕著梁子湖的波濤，于丹教授和梁子湖國家站的師生們還有更大的夢想。
（本文圖片來自湖北日報、于丹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