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 國倩
通訊員 李玲玲
“年底我們原本準備了很多活動，想給聶華苓老師慶祝100歲生日，沒想到竟成了遺憾。”聽聞世界著名華裔女作家聶華苓辭世的消息，武漢輕工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講師、湖北省作家協會簽約評論家汪亞琴，內心充滿了難以言表的惋惜與深切的悲痛。
2019年6月至9月，當時正在讀博的汪亞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交流訪學，曾在聶華苓身邊調研求學三個月，搶救性地收集和研究聶華苓文學及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中心相關歷史。這段經歷，不僅使汪亞琴深切感受到了聶華苓對文學事業那份矢志不渝的熱愛與卓越貢獻，更讓她有幸窺見了在作家光環之外，一個更加真實、多維的聶華苓——一位既展現出孩童般純真可愛，又不失堅韌不屈精神的非凡女性。
她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在聶華苓身邊調研求學的經歷，讓汪亞琴得以一窺這位杰出女性豐富多彩的人生歷程。“對一個還未踏上社會的‘90后’學生來說，聶華苓經歷的風風雨雨，我無法想象，只是靜靜聽她說那些遙遠的故事。”汪亞琴回憶道。
汪亞琴介紹，聶華苓初到美國之時，生活的清苦、工作環境的孤獨，使她萌發出創辦一個國際性寫作計劃的想法。1967年，她與丈夫保羅·恩格爾一起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誕生，迄今為止已經邀請200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500名的作家到訪美國中部這個面積不大也不顯眼、到處都是玉米地的小城——愛荷華。
其中，蕭乾、艾青、丁玲、王蒙、馮驥才、汪曾祺、莫言、蘇童、遲子建等150多位中國作家曾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影響了近半個世紀的當代中國文壇。直到今天，“國際寫作計劃”還在向世界各地的作家發出邀請，成為一個享譽世界的文學交流范本。
此外，“中國周末”的設想也是聶華苓提出的，汪亞琴說，或許與她當初提出“國際寫作計劃”的設想一樣，在實踐她的“為文學”大理想下，也有一份“私心”。正如她在1981年與非洲作家對談時所說：“我離開祖國愈久也就愈關心她的處境，可以說到了魂牽夢縈的程度。我這一生，是現在這個階段最為祖國勞心費神了。”
“中國周末”雖然只舉辦三屆就因經費問題中斷，但它在海內外華文文壇仍不失其深遠影響。它之于當下中國文學的內外交流，仍不失為一個值得借鑒的典型案例。
“華苓老師的那種大愛、無私的文學精神值得我們后輩學習，就像1976年那些參與過‘國際寫作計劃’的作家們，在聯合上書推薦提名聶華苓夫婦諾貝爾和平獎的推薦信中寫的一樣，‘華苓和保羅寫作的同時還奉獻自己，讓別人也能寫作。以致其他人必須寫作，以便讓全人類都能訴說和傾聽。在漫長的藝術史中，從來沒有一對夫婦像他們這樣如此無私地獻身于一個偉大理想的先例。’這種精神放眼全世界來看，都是獨一無二的。”汪亞琴說。
她是一位可愛倔強的老人
“我與聶老師相識時，她已94歲，我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名作家，還有蛻去作家外衣后可愛、倔強的老人。她有自帶的光環，像天空耀眼的星，不自覺就吸引所有目光。談創作和‘國際寫作計劃’時嚴肅莊重，難掩知識分子特有的傲氣，作家特有的感知力和觀察力依然不減，有時又像稚氣未脫的孩子，一臉已經拿定主意的樣子讓人拿她沒辦法。”汪亞琴說。
交流訪學的那段時間，汪亞琴幾乎每天下午都會去聶華苓家里整理資料、書信、圖片。聶華苓家里的紫檀色長方形的餐桌，曾招待過世界各地的作家，“我每次去，華苓老師都會端上一杯酒，或一杯咖啡，或一杯橙汁與我在這里聊天，聊她與丈夫的愛情，她的創作，她在大陸、在臺灣經歷的風風雨雨。”
“美國的老人除了在外觀上能與年輕人區別開來，心態與年輕人無異。常能看見七八十歲的老夫妻自駕游，車后拖著自行車、摩托車、船、房車，華苓老師亦然，她88歲還在開車，總是閑不下來，停不下腳步。”汪亞琴說，后來由于一次事故，聶華苓雖逃過一劫，但也終止了她的開車生涯。于是她便有了另一個愛好：看新聞。她要足不出戶就知天下事。
“華苓老師總對我說‘我要去看新聞了，我是一個作家，必須知道每天發生了什么事，不能成為一個瞎子、聾子、瘸子。如果你樂意，歡迎你來房間和我一起看。’不一會兒，房間響起英語播報的新聞。”汪亞琴回憶說，看新聞，查郵件，兜風兩小時，偶爾接待來訪客人，就是94歲聶華苓的一天。
每周一至周五，若無人拜訪，朋友Sue會開車帶聶華苓出門逛兩個小時，有時回家前會去雜貨店添置牛奶、面包等食物和生活用品，她們常去一家冰淇淋站吃一份杯裝巧克力冰淇淋。“Sue說，華苓有一顆童心，所以才會長壽。”
她骨子里是個地道的中國人
調研求學期間的汪亞琴，也從聶華苓那里學到了很多，汪亞琴說，除了業務上的指導，那段時間聶華苓對她的關心與照顧也令她久久不能忘懷。
“最有意思的是，當時老人家記憶力其實不是很好，我大概連續去她家一個星期，她才記住我的名字，而且她還給我取了一個小名叫豆豆，她說我長得像一顆小豆子一樣圓圓的很可愛，后來就天天喊我‘豆豆’。”汪亞琴笑著說，這也讓她看到了生活中的聶華苓可愛溫情的一面。
“華苓老師雖然生活習慣已經美國化，但骨子里還是個地道的中國人。”汪亞琴說，當時聶華苓得知她準備結束研學回中國前，堅持一定要請她去餐館吃飯，為她餞行，“在陳安琪的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里，畢飛宇說華苓老師舊電腦壞了舍不得換，但請作家們吃飯隨便一頓幾百塊卻給得十分爽快。這次我也有了同樣的感受。華苓老師總是對自己祖國來的朋友非常熱情，而且無條件的信任。我想也正是因為她有這樣一種胸襟，她才能夠和她的先生創辦‘國際寫作計劃’，獲得世界各國作家贊譽。”
汪亞琴介紹，當年自己讀博時還以聶華苓為選題撰寫了博士論文，并以研究聶華苓和先生保羅·安格爾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立項。“沒有華苓老師慷慨的幫助，提供的資料，我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時，汪亞琴也深深被聶華苓的文學精神所影響，“我能做的，就是希望以后通過自己的研究來推動國內的聶華苓研究，讓更多人知道我們中國曾有一位女性，曾為世界文學文化的交流殫精竭慮，在全世界范圍內產生過如此大的反響。”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