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王振耀院長為EMP2018春季班新生代表張碧巍授予院徽
文/南方周末 劉怡仙
(本文首發于2018年6月7日《南方周末》)
公益慈善是一個專業，西方叫“非營利組織”，不叫“非政府組織”。
中國公益慈善剛剛開始，雖然進步很大，但基礎還很脆弱。
學院的捐贈人、慈善家希望創辦一所大學，像協和醫科大學那樣百年的項目。所以希望5年內能跟個別大學合作，逐漸向能授予學位的大學來發展。
2010年初夏，曾參與推動低保制度和自然災害救助響應體系的王振耀從民政部司長任上辭職，轉身組建北京師范大學與“壹基金”支持創建的中國公益研究院。王振耀參與組建的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是中國第一所公益研究院，它以公益研究為基礎，在公益研究與應用、公益教育與培訓、公益交流與倡導、公益咨詢與服務四個領域工作。
對于王振耀辭官做公益，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恭喜他“終于下海了”，而北大法學院副教授金錦萍不同意這個說法，認為應是“上岸”了。
王振耀辭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感于中國公益慈善人才的缺乏，專業度不足(詳見2018年5月31日南方周末《爭奪“黃埔軍校”中國公益慈善界的學歷教育試驗》)。當了多年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的王振耀很困惑：大多數人不知道怎么做公益。爭議多，極端的批評更多，卻缺乏建設性意見。一來二去，他意識到中國公益界缺乏支撐體系，研究、咨詢、培訓都是缺的。
5年后，王振耀做出一個驚人決定，促成比爾·蓋茨、瑞·達利歐、牛根生、何巧女、葉慶均等五位中美慈善家聯合倡議成立深圳國際公益學院(CGPI編者按：詳見《王振耀：我如何促成瑞·達利歐和比爾·蓋茨在中國發起一所公益學院》)，并獲得由其各自代表的五家基金會共同捐資。該學院落戶深圳，王振耀任首任院長。
這一次，他聚焦于培養榜樣型慈善家和高級公益慈善管理人才的教育系統;打造引領全球慈善發展和推動形成新型慈善知識體系的專業智庫;同時提升公益慈善事業的創新性、專業化和公眾參與。
在公益慈善的高端人才培養方面，王振耀一直是先行者之一。數年來，他也在不斷迭代、挑戰自我，做出新的探索。
公益行業急需領軍型的人物
南方周末：你在2010年辭去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一職，組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你為什么愿意投入公益人才培訓領域，你認為公益人才存在怎樣的需求?
王振耀：我認為公益人才的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到現在，還未改觀。
一方面是政府、大型企業，包括民營企業等，他們愿意投很多錢，來做慈善和公益事業，解決民生問題。但是真正做大的社會工程的項目設計，比如企業家要捐幾十億，這個項目怎么設計?這方面我們整個服務體系不足。
另一方面，很多錢來了，要做專業化的管理，比如說提供給老百姓非常具體的服務，養老、兒童、殘疾人等各方面服務的機構人才非常少。這兩方面都是空缺的，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我覺得這是一個結構性的需要，也是很正常的。公益事業起來后，因為發展速度比較快，人口多，積累的資金量也比較大，因此顯現得有些著急。
南方周末：2015年，你成為國際公益學院首位院長，這個學院成立之初，便決定聚焦于慈善家及公益慈善組織高級管理人才這兩個人群，進行領導力培養，為什么做出這樣的決定?
王振耀：從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開始，我們做培訓工作已有五六年，包括大眾培訓、媒體培訓在內的各種培訓都試驗了，我們發現中國最缺的是這兩類培訓，一類是慈善家，人家愿意捐款愿意參與公益。培訓平臺讓人家光去聽課不行，還需要和慈善家們交往;第二類是高管，基金會的秘書長、副秘書長、機構主任等有這樣的需求。他們都是領軍人物，領軍人物一個就能引領一大片，影響力很大。
南方周末：從現實層面來看呢?你認為中國公益行業目前的人才存在怎樣的狀況?有哪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王振耀：你會發現七八年前關注公益慈善，很多人做慈善是不專業的，比如說理事會開得不太好，注冊一個組織時對使命定位不行(不清晰)，項目的管理差一些。原來討論什么是公開透明，其實是不太理解的。提的問題、網上的爭議讓大家覺得(公益慈善)問題一大堆。現在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就是“不專業”，急需要領軍型的人物。像大型的基金會秘書長過來一培訓，能夠影響一大片。培訓不是授課多少，而是激發出來多少(思考)。學生間互相學習，能夠跟全國、全世界聯接起來，成為一個專業的團隊。
南方周末：做了這些年人才培訓，你認為當下的公益人才的培訓空間有多大?
王振耀：一個是社會有需求。政府和社會組織(在公益慈善領域的工作)起來了，他覺得有需要。徐永光說了一個笑話，他說從基金會拿100萬招個秘書長還挺困難，那就說明社會上有這樣的需求。我認為社會有需求是巨大的好的環境，如果說社會都不需求，沒有就業崗位，那就沒有空間;第二，慈善法頒布，國家政策也比較支持;第三，我們的服務業發展起來了，養老、兒童服務迫切需要使命型的人才，這是很大的需求，是我們最好的環境。
公益人才發生了結構性變化
南方周末：2010年到現在，你認為目前中國公益行業的人才需求有沒有發生具體的變化?
王振耀：國際公益學院成立兩年多，中國公益研究院成立已八年了。這幾年很多人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公益人才發生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
比如說我們的GPL(全球善財領袖計劃)和EMP(國際慈善管理項目)兩個項目，是對高端公益慈善人才培養、慈善家培養。慈善家也是教育出來的，但它不是念書本的教育，而是通過咨詢和服務進行的教育。從國際公益學院的角度來說，我們給這些慈善家提供和比爾·蓋茨、瑞·達利歐、洛克菲勒家族合作的平臺、機制、項目。比如GPL項目平臺，這兩年已經有五六十個慈善家參與進來。他們有的與比爾·蓋茨、巴菲特一塊合作，雙方各捐一半把項目做起來，每年聚會討論。這對中國慈善家而言就是很典型的學習，畢竟他們(國外的慈善家)帶來了很多與我們原來想象不同的想法。
這樣國際化合作很多，從我們學院的奠基人到我們的學生也開始做。比如GPL學生董方軍(東方君基金會理事長)以藝術的形式來做鄉村振興，請來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師，到山區的村子里做設計，現在已經設計幾稿了。這樣，中國慈善家通過和國外的慈善家的深度合作，完成了非常好的過渡(指公益慈善學習)，使中國慈善家躋身于世界慈善家之列。
另外一個EMP項目，我們已經培訓了近400個基金會、公益組織等公益機構負責人。許多大型基金會秘書長、高管通過參與各種各樣的培訓學習，成長得比較快。這兩年，他們的專業能力提升得很快。
我覺得最近這兩年培訓越來越廣泛。我們很多培訓是跟政府合作的，包括政府官員(的培訓)、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整個專業化的程度是越來越高了，越來越在國際上展現出影響力。
南方周末：你指的和政府的合作是哪些方面?
王振耀：主要是購買服務，有的是購買慈善法解讀的培訓，有的是注冊登記，怎么管理等等。而服務對象既包括公務員，也包括對社會組織的培訓，多種多樣。
南方周末：從哪些領域能看出公益人才培養帶來的改變?
王振耀：這些年爭論的少了，效果多了。爭議的事，網上爭論的事越來越少，極端的批評越來越少了。從一個國家的(公益慈善)專業化來講，這是最重要的。大家都耐心地討論具體的問題，促成很多社會政策不斷地完善。你看慈善法通過后，各地方政策也在調整，兒童、養老等各個領域的政策也在完善中。
公益慈善是一個很大的專業
南方周末：有人認為“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對于非營利組織管理等所涉及的范圍仍無法達成共識，對其學科的歸屬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這也帶來了公益慈善課程設計及人才培養目標不清的問題。國際公益學院是否有相似的困擾?你是否會關注學科建設問題?
王振耀：肯定關注。我不僅關注，還研究很多教育制度的問題，研究咱們國內的大學、國際的大學，看人家學校是怎么辦的。現在我們的課程設計是(引自)印第安納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幾個大學給我們做不同層次的培訓。我們通過境外名牌大學的專業化培訓，學到很多。我們有一門引自哈佛的公益課程，一期有三周課，有機會參加的學生和哈佛教研團隊封閉培訓，深入交流，這個課程在中國公益界有良好口碑。
那么公益慈善是不是一個專業呢?公益慈善是一個專業，西方叫“非營利組織”，不叫“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在西方甚至中國香港、臺灣地區及新加坡等華人地區都很發達，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專業。這個專業具有應用性，所以我們學院的設計是三合一立體性的培訓框架：一是理論設計，談到機構使命，會涉及哲學、倫理學、公共管理、經濟學、歷史、法律，這些都會有聯系;而基礎課的教學，不是天天坐著讀書，記憶背誦，而是結合具體實踐，到相關公益機構參訪，走到公益機構里面去，和機構負責人一起交流;第三是畢業設計，不能是論文，而是要給出一份有實踐性的公益行動方案。你學完了以后，怎么解決機構的問題?你得有行動方案。結合所學知識，你畢業時需具備一定的解決問題能力。我們現在培訓課程體系設計綜合了各個大學(公益慈善課程)，并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實效果還可以，還會在細節上不斷完善。
南方周末：目前我們與國外相關的學科建設，差距主要在哪里?
王振耀：要說差距，就是我們還沒有人家那么正規的知識支撐體系。美國兩百多個大學都有非營利組織專業，并且非常強大，相比而言，我們國家這方面就非常弱了。從課程內容到教學體系，都與西方有差距。比如說哈佛大學的課程，導師給我們上課，課堂上討論“加塞、黃牛買票是什么現象”，以此去拓展知識。如果就這個問題學生一旦說美國政府怎么管理，中國政府如何管理，導師就要把你引導回來。導師說就這個問題，要先討論隱藏在其中的倫理(問題)，思考我們的知識、我們的思維方式應該怎么改變，不要一開始就非常著急地討論中美哪國的政策合適或對政策是否合理。很多西方大學的老師在課堂上不會把應用和拓展知識混在一起討論。
南方周末：我們的課程會有本土化的過程嗎?
王振耀：課程內容當然得結合實際，實踐案例是國外的，不講本土化也不行。寫行動計劃，你讓他跑美國行動嗎?這不可能啊。課程的理論、實踐這幾個部分是連著的，它得解決中國問題。
我們本土化的過程是，把西方的實踐介紹進來，再做分析。比如國外說是慈善資本主義，大家聽起來不明白，慈善資本主義怎么概括?后來我跟很多同學討論，研究了很多，現在我就開課叫“善經濟理論”。你得用中國人的語言，你說慈善資本主義，他(學生)就說“你這是啥意思”，聽不明白。我說這是善經濟時代，善經濟來了，作理論的本土化。
建立中國慈善事業的支撐體系
南方周末：你曾在多個場合提及，現階段應該建立中國慈善事業的支撐體系，這一支撐體系應該包含哪些部分?
王振耀：包括研究體系、行業體系、咨詢體系、培訓體系等等。我們現在的支撐體系相當的不發達，整體上不夠。我們國家調整相應政策才十幾年，公益慈善剛剛開始，進步很大，但基礎還很脆弱。
南方周末：支撐體系建起來將起到什么作用和影響?
王振耀：那可不得了。支持體系不夠，你個人再努力，也不行。真正的支持體系連著整個事業的發展，如果將來公益慈善支持體系建好，我們完全可以去世界上(公益慈善領域)起一些作用。比如說稅收這一政策支持體系，老牛基金會捐贈要交2.6億增值稅，你說這個支撐體系行嗎?大的環境大家看好像是很優惠(政策利好)，實際上細節上要支撐起來還得辛苦的(推進)工作。
南方周末：你給自己定了一個五年計劃，希望國際公益學院能拿到授予學位資格，未來五年辦成一家綜合性的公益大學。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計劃?
王振耀：學院的捐贈人、慈善家希望創辦一所大學，像協和醫科大學那樣百年的項目。所以我們希望5年內能跟個別大學合作，逐漸向能授予學位的大學來發展。現在兩年過去了，家族傳承、公益金融、公共管理幾個板塊發展不錯，現在大家(學生們)又在呼吁海洋生態保護、鄉村振興等實踐性的內容，我看現在發展很快，能形成一個綜合性的公益的大學。我認為公益大學是滿足社會多種公益建設的需求。
南方周末：成立之初你們希望是辦成不依附于高校的獨立學院，這里面存在哪些考量?接下來還會有哪些探索?
王振耀：辦成獨立的學院主要是想創新一套體制。那就像施一公辦西湖大學，不獨立沒有法人，很多現行政策就難以突破。
現在學院辦學是第三年了，已經培養近400名的EMP同學，五六十名的GPL同學，我們還有各種各樣的專題班、公眾教育，整體的發展勢頭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