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現場
壓力傳染嗎
設想一下，周末下午你心情尚好，正曬著太陽看著花草發呆，你的好朋友陰沉著臉走過來，向你訴說了剛剛遭遇的不爽之事。你試圖安慰他，對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
這時，你可能還沒意識到，你面前的這個人身上，攜帶著一種會“傳染”的東西。
好友離開后，你也許會感覺自己心理起了微妙變化：原本平和的心境飄來烏云，你的情緒越來越低落，心情越來越沉重。終于，你也感染了這個時代最流行的“病”之一——壓力。
早有研究者發現，文章開頭描述的那種交流，會讓壓力從壓力個體身上傳播給原本無壓力的同伴。從后者體內的內分泌和行為變化來看，都表明存在著壓力傳播的機制。
最近，在《自然-神經科學》發表的一篇以小鼠為實驗對象的論文中，幾位來自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的研究者提供了個體間壓力傳播的確鑿證據。壓力會傳染，會導致“無辜者”大腦中的神經突觸發生變化，并可能持續數日。
安慰同伴有風險
把場景切換到卡爾加里大學的鼠籠中。
研究者把一只小鼠從它的“家”中帶出來，進行5分鐘的足底電擊刺激。對小鼠來說，這是一個強有力的的壓力事件。它隨后被放回“家”，那里有一只未遭受過壓力刺激的同伴。
當壓力小鼠到“家”，另一只小鼠會主動湊過去為它理毛，或是在它身上嗅來嗅去，就像人們下班或放學回到家，家人會過來問問我們這一天過得如何。
實驗人員讓壓力小鼠和同伴相處30分鐘，然后分別測試兩只小鼠大腦神經突觸的短時增強效應(STP)，以此作為壓力的衡量指標，數值越高，意味著壓力越大。
他們發現，跟壓力小鼠呆了半個小時后，原本無憂無慮的那只小鼠也出現了STP，數值與壓力小鼠無異。
小鼠沒法兒用語言吐槽自己剛剛遭受的折磨。論文的通訊作者、卡爾加里大學生理學與藥理學系教授賈德普·S·貝恩斯認為，在它們的肛門-生殖器區域也許存在一個可以釋放“警告性信息素”的腺體，而這種信息素的氣味與天敵身上的氣味相仿。聞到“死神”的氣息，同伴也會“壓力山大”。
被“傳染”上壓力之后，同伴小鼠大腦中的神經突觸會發生和壓力小鼠一樣的變化——研究者稱之為“神經突觸印記”，這些印記能持續數日。
一切還沒有結束。
這項實驗表明，被傳染者遇到下一個同伴時，壓力會繼續傳導，效力不比上一次遜色。
對動物群體來說，這種壓力傳播有重要意義。當某一個個體感受到威脅之后，壓力傳播能讓群體中的其他個體在不遭受實際傷害的情況下提高警惕、作好應變準備，還能增進群體內部的團結合作。
至于人，曾有研究者發現：除了口頭表達之外，人的面部表情以及汗液、淚水中釋放的化學信號，都能激起他人的同情反應，并產生情緒傳染。
遇見愁眉苦臉的同類，為了避免被“傳染”，我們應該選擇轉身走開嗎？貝恩斯堅定地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當然應該過去安慰他們，但我們一定要明白，自己很有可能染上對方的壓力，要做好應對自身壓力的準備。”
在這篇論文結尾，研究者寫道：安慰沮喪者的人可能會遭受長期的神經突觸變化，這一變化與那些沮喪之人身上的變化相似。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創傷事件的人，在了解了別人所受的創傷后，也會產生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
其實，對人類來說，吐槽和安慰的過程也是加強社會連結的一種方式。當你跟一個原本不那么熟悉的朋友痛陳過“革命家史”之后，再見面，你不覺得他看起來親切了幾分嗎？
壓力面前，沒有平等
在壓力面前，既不存在“人人平等”，也不存在“鼠鼠平等”。
壓力的性別差異不是新話題了。這次，卡爾加里大學的研究者則在神經突觸層面揭示了這一點。
實驗者分別讓一只雄鼠和一只雌鼠進入全新環境。在那里，一切都是陌生的，沒有“家”里“床鋪”和設施，也沒有意味著安全感的熟悉氣味。
經受過新環境考驗后，雄鼠表現得泰然自若，沒有產生STP。雌鼠的STP水平則跟受到足底電擊時一樣。
盡管如此，當雄鼠真正感受到壓力后，調節能力卻不一定比雌鼠強。當壓力雌鼠回到“家”，和一只無憂無慮的“閨蜜”相處半個小時后，神經突觸產生的STP明顯降低。盡管“閨蜜”變得有壓力了，但它自己卻輕松多了。壓力雄鼠在把小伙伴弄郁悶之后，自己的壓力水平依然毫無變化。貝恩斯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雌鼠回到有3個“閨蜜”的“家”，待了一段時間后，壓力就完全消失了。
在過去的研究中，貝恩斯發現，雌鼠比雄鼠更容易感受到壓力，尤其是在社交方面。如果讓雌鼠離開同伴，它就會充滿壓力。
壓力傳播是個復雜的過程，性別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
就在同一期《自然-神經科學》上，另一篇關于壓力的論文提到一個有趣的發現：如果讓小鼠在一只有壓力的少年鼠和一只無憂無慮的少年鼠之間選同伴，它更愿意跟壓力少年待在一起。
在校園小說里，憂郁的男生女生，對同伴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吸引力。這些老掉牙的人設也許不全是套路，更有神經科學領域的理論支撐。
但是，在同一個實驗中，如果把選擇對象換成“憂慮重重”的成年鼠和“心無掛礙”的成年鼠，小鼠則對前者避之唯恐不及，更喜歡跟無壓力的成年鼠一起待著。
在當期雜志上，以色列科學家達納·魯比·萊維和奧弗·伊扎爾在《壓力與社交》一文中評論道：與壓力相關的社會交流，既取決于雙方的關系，如彼此是否熟悉、是否有親屬關系，也取決于個體特性，比如性別、社會地位。
貝恩斯自己也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在卡爾加里組織了一個科學家演講團體，每年為社會公眾做一些科普講座。作為研究壓力的神經科學家，他總被聽眾當成“壓力專家”，收到一堆傾訴和咨詢。
面對這強大的壓力源，貝恩斯的態度是哈哈一笑：“如果找我吐槽的是我的妻子或密友，我可能會覺得有壓力。但是因為來問我的大都是陌生人，所以其實沒什么影響。”
壓力，現代人躲不掉
在人的一生中，不跟壓力打交道的時間極少。
已有研究者證明，在生活中遭遇親友離世、虐待等負性壓力事件，與患上抑郁癥、焦慮癥、情感障礙等心理疾病有顯著關聯。這些壓力事件還會增加人們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軀體疾病的幾率，也讓人更有可能產生藥物成癮或表現出反社會行為。
壓力的極端后果之一就是自殺。
與多少帶有偶然色彩的個體遭遇相比，現代社會的普遍壓力更不容小視。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至今，幾乎每一代人都在見證技術的巨大進步和社會的重大變遷。在成書于1897年的名著《自殺論》中，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憂心忡忡地說：“對平衡的任何破壞，哪怕由此而導致巨大的富裕和生活的普遍提高，也會引起自殺。每當社會集體發生重大調整時，不管是由于迅速發展還是由于意外災難，人都容易自殺。”
貝恩斯從事神經科學研究已逾四分之一個世紀，這位勤奮的學者迄今已發表了90篇論文。在大約10年前，他越來越意識到，壓力在現代社會中是如此常見，但人們對它所知甚少。
“加拿大的社會競爭很激烈，人們總是希望自己先人一步，想掙更多的錢、給家人更好的生活。科學界也充滿了競爭，你總想做得比別人好，但是資源畢竟是有限的，這就帶來了很大壓力。”貝恩斯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在卡爾加里大學，貝恩斯建立了一支將壓力研究與神經突觸研究相融合的團隊。從2005年至今，這個團隊已在《自然-神經科學》和《神經元》這兩本神經科學領域的頂級期刊上發表了9篇論文。
在貝恩斯的推特主頁上，這個喜歡剃光頭、不吝開懷大笑的男人如此描述他的“小目標”：正嘗試研究感受到壓力的大腦，一次(弄明白)一個神經突觸。
在加拿大心理學家漢斯·謝耶開創壓力研究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里，在“壓力”這塊不算大的戰場上，已經會聚了來自心理學、神經科學、認知科學等領域的多路人馬。就神經科學領域而言，20年前，人們對“壓力”的理解僅限于腦中部分結構發揮作用、釋放出一些激素。現在，得益于光遺傳學等技術的發展，人們有了精確得多的理解，甚至可以明確哪些細胞能連接到哪些細胞、可以引發什么行為、如何調控對壓力的應答。
貝恩斯表示，他的團隊還在繼續推進這次實驗的“續集”，他們想知道，當兩只都受過壓力的小鼠相遇，它們的壓力會變得更大還是會減輕。它們互相認識或全然陌生，會帶來怎樣不同的結果。
不難看出這個實驗設計的社會原型。在如今的社會中，與一個無壓力者安慰另一個有壓力者相比，更常見的一種情形可能是——兩個充滿壓力的人互倒苦水。
貝恩斯的實驗設計中沒有提到的一種情況是：小鼠在經受壓力之后，回到“孤身一鼠”的“家”里獨自待著、不與其他同伴接觸，它的壓力水平和持續時間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今天，人與人、人與社會連接的脆弱程度或許高于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當你背負一天的壓力回到“家”，是不是還會有人為你端來一杯水，關切地問：今天過得怎么樣？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李雅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