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界一直在做著繁榮文學的努力，從各級作協到各家刊物，都在阻止文學向小眾化趨勢的滑落。但自打文學寫作的大門被鼠標一鍵踢開，無限的網絡空間迅即涌入無數的寫作者，過去的文學景觀很快被啃噬得七零八落；瞬間冒出來的自媒體，撒豆成兵，見風就長，潮落潮涌，自我發表，自家收成，竟是自娛自樂的嘉年華。曾經的作家光環，被現下文學生活的泥沙一遍遍沖刷，暗淡了光彩；作家頭銜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稀罕或緊缺，只要愿意，幾乎人人可以戴上這頂帽子，甚至隨便冠以“著名”的稱號。從社會層面看，由于“作家”普遍化，文學已經進入作家與卓越作品不需要畫等號的時代；放眼文壇，作家名頭大于作品分量的現象已然不可回避地大面積存在。
其實，文學的真正繁榮，可能與作家的多少并不存在直接關系。可能的情況反倒是，作家越大眾，文學越小眾，貌似不成比例，實際正是比例。因為寫作不是力氣活，不能圖人多勢眾，以群毆勝出；設若場上人仰馬翻，嘈聲雜亂，只怕壞了生態，失了墑情，糟蹋了土地，敗了名聲。如果人人都當作家，文學能圈住的地盤反而很小，貌似不合邏輯，實際正是邏輯。
文學的真正繁榮，與作品的多少也應該沒有直接聯系。遍地是作品，往往良莠不齊，出現平庸之作的概率更大。尤其在大眾閱讀面臨多種選擇的當下，大量作品缺乏品質，讀者不買賬，如此一篇一篇下來，一部一部下來，回頭客只會減少，不會增多；而作品過剩，文壇虛胖，文學現場只會冷清，不會熱鬧。深入觀察一個作家的個人粉絲量的由來與動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本來致力于沙里淘金的評論家是一股清流，在文學的潮漲潮落間，可以大有作為，但隨著評論的變異與泛濫，隨著讀者信任的坍塌，評論也很難發揮裁判和指引的作用。因為人們領教了太多的指鹿為馬或指羊為狼，厭煩了各種虛張聲勢與黑哨。在當下文學現場，缺的是理想作家、理想作品、理想評論與理想讀者，貌似一堆問題，實際如一桌麻將——不是三缺一，而是一缺三或四個都缺。
文學的真正繁榮，或許與出版社和文學期刊的多少也沒有直接的關系。如若只出優質的文學圖書，或許全國有一個出版社就能保證輸出；如若只發優質的作品，那么全國有10家文學期刊就能足以承載。當然，這種極端說法只是為了突出一種表達與說事，而實際是復雜的，并不可取。事實是，每一個出版社都在為淘到一部優質圖書而絞盡腦汁，每一家文學期刊都在為得到一個優質作品而望眼欲穿；主編們一直在為重磅作品抓耳撓腮，普通編輯只要發現一部好作品，就會擊節叫好，瞬間身心通透。而另一方面，投稿者之多猶如河水漫過大堤，有時恨不得舉起出書難的橫幅和喊出發表難的呼聲；可是，就普遍情況來看，出書難與發表難是個偽命題——因為只有真正的優質作品才值得出版或發表。此間，“怎么寫怎么好”，似乎已成為約定俗成的名家福利，因為名家自帶市場和流量，這個不好說，也怨不得；而“怎么好怎么寫”，肯定是蕓蕓寫作者艱難跋涉中的方向，別無他途，這個躲不開，也慌不來。
文學甘當小眾——而整體聚合各種各樣的小眾，才是正理。與其過度在意那些對圈子化、圈子大小、圈子內外的指責或詬病，不如舉起文學靈性人的旗幟，強調作家自身的文學修行、思想修煉、人格修養以及獨特的藝術敏銳與藝術創造，摁住種種急功近利的脫離文學的躁動。文學有文學的生成規律，屈原并非為當一名詩人而“天問”，李白并非為發表而“將進酒”，曹雪芹并非為獲獎而著《紅樓夢》，蒲松齡并非為拿稿費而寫《聊齋》。文學創作通常和必須是有話憋著要說，有蛋憋著要下，不說不快，不下不暢，往往是被逼到一定份上的產物。而且，話還必須是別人沒說過的，蛋還必須是別人沒下過的。是所謂，去功名，去利祿，去實用，我手寫我心，我心裝天下。
文學創作可算作一個行當，但不能把作家當成一個職業，也許業余寫作才更容易出好作品，也許業余作家才更像作家。所有優秀作家大多具有先天性、野生性的特點，僅以最近火熱的李娟現象為例，也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作家應生活在生活中，與生活一起見證，一同成長，而不是把身心放到高處，優哉游哉，偶爾反過頭來走走深入生活的過場。但凡蜻蜓點水式、走馬觀花式、浮光掠影式、臨時短期式、小本本采訪記錄式的深入生活，都決定了不會直接產生重大作品；唯有長期居住式、摸爬滾打式、感同身受式，才有可能。對作家的成長，更多需要的是發現，是呵護，是給予寫作自由，而不是去圈養，去提拔。所謂培養，只能停留在技術層面，屬于術的那一部分，而想象力和創造力那一部分，一般是他者“培養”不來的。現在，大學創意寫作成為了中文二級學科，除了祝賀，但還有更多更大的探索空間。在聲樂界，當學院派歌唱一統天下時，音樂人總是大聲疾呼和努力挖掘原生態唱法。
寫作技巧固然是個問題，但說起來，技巧從來是圈內人的事，圈外的閱讀者對此少有關心。圈外更關心的是附著在文學作品之上的“泛文學”所“泛”出來的那一部分，如果哪個作家所寫的，正好命中當下多數人的情緒出口，那么就很可能成為爆款，但這個并不一定代表該作品的成色就有多么足、文學理念就有多么新。從這個角度說，是否能產生轟動效應，常常并非創作本意，不在文學本體論的范圍之內，更不是評判一部作品優劣的最重要的標準。文學的正確姿勢，就單個作品而言也許就是小眾，向內，冷峻，孤傲，邊緣，成為思想的高地，只做鏡子，只做影子，只做引子，成為探路者，舉火者，提煉者，然后培育越來越多的“理想讀者”，實現精神外溢的影響。也就是說，如果文學越想“跨圈”“出圈”“破圈”，越應當堅持文學性之優勢，堅守文學之正道。
筆者在多地與文友交流時，喜歡分享警示創作的四句話：打通天地，身心自由，不設邊界，保持創新。在創作中，作家應有打通社會天地的能力，應有來自身心自由的智慧，應有不設認知邊界的追求，應有努力探索創新的熱情。作品有了詩性，有了野性，有了神性，一定跟開了光一樣美妙。至于在具體實戰中，是做到了還是沒做到，是寫出了好作品還是沒寫出好作品，可能是另一回事，但一直繃著這根弦和根本沒有這根弦，最終的結果大不一樣。
當下，文章的長風當剎。不是說所有長文都不好，而是能節省則節省，該節省則節省。節省自己的精力，節省別人的時間，舒松大眾的心理。在生活碎片化的時代，在信息多元的沖擊中，大眾的閱讀常常會被一部長文所嚇倒。對圈子外的人來說，大家寧愿去看《三體》的電視劇和電影，而不愿去看原著；即使是圈內人，明知道普魯斯特七卷本的《追憶似水年華》值得一讀，但真正認真讀完的人也不會太多。我們的老祖宗能簡則簡，能短則短，不完全是受了簡片、印刷的限制，而是表達與傳播的需要。小的篇幅同樣能說明大道理，解決大問題。一本書的厚與薄，并非取決于字數的多少，書之厚是讀者讀出來的，書之薄則是讀者看到了裸泳之薄。以報告文學為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批報告文學，都不長，但都引起了巨大轟動，用今天的眼光看，仍然是精品，甚至是經典。詩作更是如此，再長的好詩，好句子也不過就那么幾個。
還是趕緊去深掘生活之井吧！寫作者大約已分成三撥：一撥往歷史故紙堆里鉆，一撥往火熱現實生活里扎，一撥往未卜的未來時光里追。哪里都有水，去哪里打井都不是問題，都沒什么錯。相對來說，歷史有定論，未來多可期，唯現實最具體，最復雜，最鮮活，最沉重，也最為障人耳目。生活洪流急，作家們跑掉褲子也不一定能追得上變化，理得出頭緒。好在，生活不是靠復寫寫出來的，而是靠感悟悟出來的。從文學的有用層面講，現實題材最需要寫也最不好寫，所肩負的期待卻是最大的，因此最需要作家展示智慧與才華；由是，應當更多地鼓勵作家去堅守，也應當允許一部分人努力調適。觀察生活時，生活在低處，作家的眼界在高處；書寫生活時，生活在高處，作家的態度在低處；作品進入市場后，讀者在高處，作家在低處。生活的深義不是外來的東西，外在的或圈子內的陳舊觀念都不是理由，作家只有突破自我捆綁，才更見勇毅并更有收獲。
至于現下的大眾閱讀，讀者是什么都愛看的，但實際上大多什么都看不進眼里和心里。沒有哪種獨家力量可以左右得了大眾的閱讀。大眾閱讀也并非全部精神生活的體現，更多只是日常生活的表淺投射；大眾閱讀的口味無論高低，都不必詬病，也無權干涉。文學要熱絡，唯有靠作家的才情，靠作品的力量，去實現與大眾閱讀的恰當對接。
（張世勤，作家，山東省文學期刊社原社長、總編輯，《時代文學》主編）
